2015年3月23日，雪莉（Shirley，化名）寄了一封標題為「請幫助我拯救我兒子！」的電子郵件給當地議會，她在信中描述13歲兒子肖恩（Sean，化名）的情況「正急劇惡化，並涉及不良幫派組織」，她擔心行為越來越偏差的兒子可能影響其兄弟姐妹，並在信中鉅細靡遺告知過去參加親子課程、諮詢社工和心理學家，尋求心理健康評估皆徒勞無功的過程。她在信裡急迫地請求議會協助肖恩轉學和一家人搬離倫敦，因為她已經無計可施。

 

　　她在電子郵件結尾寫下：「我只希望我的孩子不要變成另一個統計數字，並期盼能得到任何協助以阻止悲劇發生。」

 

 

　　幾個月後，她與倫敦布倫特的社工面談時，告誡他們說：「如果我們放任他而不做點事，他不是自取滅亡橫死街頭，要不就是讓別人因他而死。」

 

　　今年一月，令人惋惜的悲劇還是發生了：15歲的肖恩在倫敦西北部威爾斯登的一所學校外，追逐同齡學生夸馬里（Quamari Serunkuma-Barnes）朝他連刺三刀，其中一刀致命地刺穿了夸馬里的肋骨和肺，被害者送醫不久後於當晚死亡。

 

　　由於未成年罪犯受法律的匿名保護，因此從案件發生到審判定讞，大眾完全不清楚加害者的家庭情況與犯案動機。人們只知道這已經是英國今年的第26起兒童與青少年謀殺，其中第五件持刀殺人的案子。《衛報》記者蓋瑞‧楊（Gary Younge）試圖釐清青少年謀殺的潛在規模和問題，便開始追蹤調查案件，而直到採訪兇手母親瞭解事情來龍去脈後，他才意識到這場悲劇原本極有可能避免。

 

 

　　雪莉幾乎是獨自扶養肖恩長大。當她發現丈夫開始販毒便決定與其離婚，但父親和祖母對肖恩仍有實質影響力。童年時期的肖恩是個快樂的孩子，由於非常喜愛動畫電影《獅子王》從小便立志成為一名獸醫。身為虔誠教徒的雪莉也將他帶到教會，當時的肖恩聰明活潑，還是令人矚目的足球好手，甚至受到專業球探的注意。

 

　　但是，當肖恩上小學時，他的父親因販毒而被驅逐出境。這也是雪莉第一次發現肖恩的性格變得易怒和孤僻。當時她嘗試從兒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務（CAMHS）那裡尋求協助，但機構認為肖恩的情況未達受理門檻。就讀中學時，肖恩的學業成績還不錯，但不久便因為和老師爭吵被校方開除，並被送到特殊學校「學生收容所」（Pupil Referral Unit）裡。但雪莉認為，收容所完全無法取代學校的教育環境，因為這裡聚集的全是被社會放棄的問題學生。她曾嘗試讓肖恩轉學，並告訴校方說：「這裡不適合我的孩子，我瞭解自己孩子的好勝性格：如果他身邊都是壞孩子，那他就會爭當同儕中最壞的那個；但如果他身邊都是好學生，那他就會盡可能變成最優秀的人。」

 

　　進入收容所後，肖恩確實受到同儕影響陷入各種麻煩，於是雪莉開始著手尋找出路：她登記了親子課程，並請求當地議會協助她們一家安置在倫敦之外，好讓兒子找到更正向的同儕。她也受校園組織「Safer Schools」的警官支持，這名警官寫道：「協助將對他們一家有益，不但只是預防措施，也給予他及其家人重新開始的機會。」

 

　　然而，經過兒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務的再次評估，雪莉的請求仍被拒絕。經過20分鐘的短暫面談，該機構便認定肖恩的情況「還好」而已。她為此表示：「雖然我不是專業人士，但我不認為任何人可在如此短的時間完成評估。」

 

 

　　由於沒有能力舉家搬遷，在肖恩與朋友因為偷東西遭事主死亡威脅後，她決定把肖恩送到倫敦北部以遠離誘惑。但這種做法毫無效果，因為肖恩仍然留在倫敦，並惹上更多更嚴重的麻煩，包括街頭搶劫。雪莉開始更積極地寄信給當地議會，但始終沒有得到正面回應。她在電子郵件中也無奈地表示「我已經受夠了」、「對當局的不作為失望透頂」。

 

　　她回憶自己曾告知他們說：「我兒子每次惹出的麻煩，一次比一次來得更嚴重。所以你們準備等著東西破碎無法挽回後，才開始找事後補救的方法嗎？我現在是請求你們預防東西破裂。」

 

　　雪莉替兒子申請情緒管理課程，但最後沒申請成功，只得到四小時的家庭治療；在謀殺案發生的兩個月前，她請求議會將肖恩安置在勒戒所來限制他的出入自由。但布倫特議會認為該請求涉及剝奪行動自由，法院不會接受。而且即使真的可以這麼做，支出費用也非常昂貴。而在謀殺案發生當天，她還致電布倫特議會，表示擔心肖恩在收容所得不到應有的教育。

 

　　雪莉說：「對於兒子犯下的罪行，我沒有理由推卸責任。如果我是那種對孩子不聞不問或者拒絕接受幫助的家長，那的確沒什麼好說。但如果我不斷尋求協助，得到的答案卻是『未達到門檻』或者『沒有這方面預算』，那這時我該怎麼辦？」

 

 

　　肖恩最終被判處14年有期徒刑，判刑後的他確實有所反省和悔意。與此同時，雪莉再次哭泣說：「我很高興他的改變，但另一方面當我想起轉變的背後原因又感到悲傷。很長的一段時間，連我也不敢提起夸馬里的名字，而我甚至不允許自己哀悼肖恩的處境，我覺得我沒有資格難過，因為我的孩子還活著，而他們的孩子卻再也回不來了。」

 

　　雪莉注定在憤怒與悲傷、遺憾和自責之間徘徊，不斷在內心自問自答三個如咒語般的問題：

　　「我兒子需要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嗎？」

　　「是的。」

　　「我已經竭盡一切做我所能做的嗎？」

　　「是的。」

　　「我失敗了嗎？」

　　「是的......」

 

 

參考報導：Guard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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