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戲劇歷史中，精神疾患角色曾經被貶低成惡棍、受害者或滑稽丑角；近年來，這類角色可以成為正面的主角，角色的病情經常用來幫助劇情推向高峰，或是作為制式的轉折點。但演員的演出，是否有助於一般人了解精神疾病患者呢？

 

　　這股趨勢從2002年開始產生，當時美國影集《神經妙探》（Monk）以「強迫症偵探」主角作為劇情主軸，輕鬆幽默的風格獲得評論和觀眾的廣泛好評；隨後還有《罪案第六感》（Perception）主角丹尼爾‧皮爾斯博士（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神經科學家）運用幻覺協助他解決犯罪事件；在另一齣美劇《國土安全​》（Homeland）裡，中情局反恐中心情報員凱莉‧麥迪遜也被設定成躁鬱症患者。

 

　　凱莉如此形容她的疾病：「就像有扇窗子雖然讓你獲得所有瘋狂的能量，但你依然頭腦清晰、依然保持理智，而這就是我在工作上表現最出色的時候。」而在同一集中，凱莉停止服用藥物，試圖解出誰想置她於死地的謎題。但這樣做也帶來痛苦的後果，包括結束一段感情關係。

 

 

　　在澳洲紐卡索大學擔任影劇媒體講師的麗貝卡‧貝爾恩（Rebecca Beirne）為此做了一項研究，觀察2006年至2016年的電視戲劇塑造的虛構精神疾患角色，是否與現實世界的狀況相符。其中包括18個主角和14個配角，在這組相對較少的樣本中，還有七個主角被塑造成具有「特殊技能」的患者。

 

　　貝爾恩相信電視編劇的本意是嘗試創造更多有趣、更少刻板印象的精神疾患角色，研究中這些角色包括兩名神經科學家、兩名醫生、一名頂尖律師、一名中情局情報員和幾名警務人員。然而，這種趨勢卻有著令人不安、甚至誤導大眾的反面，例如電視劇藉由角色拒絕服用精神疾病藥物的手法，賦予他們異於常人的知識或技能。

 

　　在《罪案第六感》裡，皮爾斯博士是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神經科學家和FBI顧問，他在第一季就清楚表明自己選擇不為病情服藥，因為藥物會讓他的智力和能力黯然失色。當一個朋友（其實是他的幻覺）提醒他服藥治療會讓症狀減輕時，皮爾斯回答說：「這讓我不能長時間集中精神完成他媽的數獨。我不能寫東西，也不能工作。」儘管皮爾斯坦言藥物對某些人或許是「奇蹟般的救贖」，但對他來說顯然不是個選項。

 

 

　　貝爾恩研究的眾多角色都有相同情況，這些角色寧願經歷疾病帶來的負面症狀，也不願放棄獨有的特殊技能，而治療對他們來說從來都不是一個選項。服用藥物的幾個角色皆因副作用而停藥（甚至沒有經過醫療諮詢），純粹是因為覺得藥物讓自己的能力變遲鈍或者失去自我。

 

　　但在現實世界裡，藥物實際上是大多數患者與精神疾病對抗的控制方式，日復一日的服藥幫助他們改善病情和生活。當然，貝爾恩認為需要更多的科學研究來減輕某些藥物的副作用，並進一步了解哪些藥物對特定病例有效。但是，電視戲劇頻繁地將精神疾病藥物形容成只有壞處（因為摧毀了角色的性格或能力），或許並不是那麼好的做法。

 

　　將精神疾患塑造成具有特殊能力的趨勢對影劇界或許很新鮮，但精神疾病與特殊力量的連結已有悠久歷史，例如在希臘神話中，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的預言能力就與她的「瘋狂」有關。今天，網路上也充斥著將「瘋狂」和「天才」畫上等號的梗。

 

　　在《新世紀福爾摩斯》（Sherlock）中，主角夏洛克自稱「我不是神經病，我是個高功能的反社會變態」，經常拿槍走來走去，後來還親手殺了惹麻煩的壞人而且不用坐牢。他近乎超自然的能力也被歸功於精神狀態的「不同」，這些原本看似反社會的描述，卻成為角色性格詭異和無禮的最佳藉口。

 

　　改編自《沉默的羔羊》的影集《雙面人魔》（Hannibal）裡，FBI特別探員威爾‧葛蘭姆的角色描述成：「我內心的躁動讓我更加接近亞斯伯格症和自閉症，而不是自戀狂和反社會者。」這讓他能夠「揣測兇手的內心想法」。但貝爾恩認為，這些影集幾乎都把精神疾患的世界想得太美好，甚至沒有一點患者受疾病困擾的場景，更不用說描繪精神疾患的真實生活可能長什麼樣子。

 

 

　　隨著精神疾患角色從原本的邊緣配角轉變成主要角色，編劇是否掩蓋了現實面？那些生活在真實世界的精神疾病患者，經常在經濟和社會處於弱勢，並面臨社會嚴重的歧視和邊緣化，如果沒有接受心理輔導或治療，他們或許很難舒適地生活或是在社會上立足。

 

　　此外，雖然談話治療（talking cure）與服藥的功效相當，但心理諮商和精神科醫生在電視戲劇裡的份量卻非常渺小。即使他們真的出現，通常也被描繪成過於理想化、毫無作用的無能角色。

 

　　在貝爾恩研究的許多劇集裡，經常看見編劇把缺乏醫學治療合理化，並藉由精神疾病的「特殊能力」增添戲劇張力，提供觀眾具娛樂效果的故事情節。但電視終究並非真實，貝爾恩認為，電視戲劇還需要用更多創意和謹慎的手法，在虛構的電視劇裡向人們展現精神疾患角色。

 

 

圖片出處

Rede Globo、Nerdis、Show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