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還能再見到你就好了,一定會非常非常高興的。……我很想搭你的計程車,看看韓國的新面貌。」
──Jürgen Hinzpeter,2015。
導演張勳以光州事件真人真事改編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最末以尤爾根‧辛茲彼得(Jürgen Hinzpeter)過世前的錄像訴說著想見那位一同冒險患難的計程車司機,以尋人願望為開端,鋪展開這一系列似紀實似虛構的溫暖故事。
回顧韓國民主化的歷史,歷經李承晚總統的十二年文人獨裁(1948-1960)、朴正熙的十八年軍人獨裁(1963-1979),朴正熙政權靠超越憲法權限的緊急命令治國,並且集行政、立法、司法大權於一身。到1979年10月26日朴正熙遭槍殺,以為一切將隨之落幕時,當時擔任國軍保安司令的全斗煥,發動以下剋上「雙十二政變」,逮捕了當時掌控軍權的陸軍總司令兼戒嚴司令鄭昇和,實質控制了軍方。這場政變也被稱為「肅軍政變」,以此開始全斗煥的九年軍人獨裁(1980-1988)。然而,長期被朴正熙「維新體制」高壓統治的南韓人民,從七十年代後半期就積極展開民主化抗爭。韓國人民本來對營造全新的民主社會充滿期待;除了民主政治的落實,他們也熱切盼望「基本的生存權」能夠得到保障。所以,韓國人將1980年初,政治氛圍的丕變以及民主化的胎動,以「布拉格之春」做比喻,而稱之為「漢城之春」。
在這樣人民期待民主,卻又得不到的情況下,軍方勢力與學運勢力的全面衝突,已然勢不可免。再加上光州與全羅南道地區是朴正熙獨裁統治期間刻意忽視經濟發展的地方,全羅南道人民對軍人統治本來就積怨很深,對於新軍部的橫行,自然準備全力抗爭到底,這也造成光州事件的爆發。在此片中宋康昊飾演獨力撫養女兒的首爾計程車司機萬燮,本身保有小市民安於現狀、不支持革命的心態,因聽聞有份好賺的差事:「只要載一名外國乘客前往光州,並趕在宵禁前回來就能大撈一筆。」急缺錢償還房租債務的萬燮,毫不猶豫地去攔截此份工作,以為意外之財將輕鬆入袋。
然而,事情並非他想像中的那樣單純,一路陪伴尤爾根‧辛茲彼得(湯瑪斯‧柯瑞奇曼 飾演)深入光州,無可避免地被捲入事件的核心風暴當中,這時萬燮才驚覺也許原先他所能見到的社會情狀,並非全是他所想像的那樣。這其中最成功的也正是萬燮這角色的塑造,他以看似無關的旁觀者角度參與,經過遠望遊行鎮壓所產生的怕事心態與義氣相挺間的矛盾衝突,再加上趕著回家赴與女兒之約的時限壓力,和協助尤爾根‧辛茲彼得成功採訪後返回首爾的困難,多面向間的糾結為難,成就了這故事的複雜曲折。
電影之外,《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除了揭露光州事件至民主化的階段歷程,以及完成尤爾根‧辛茲彼得尋人的遺願,在事隔三十幾年的現在再拍光州事件為主題的電影,是否也有其背後的暗示在裡頭?光州事件經過鎮壓掃蕩、掩蓋、追悼、抗爭、清算、平反,到追回真相,也是段漫長而複雜的歷程,甚至有人認為這尋不到的計程車司機也許早在軍人獨裁時期就被暗地裡解決掉了。
光州事件的確是韓國民主化的重要分水嶺,之後歷經叛亂同夥的盧泰愚(軍人威權轉型民主階段)、威權軍部勢力的金泳三(文人民主轉型階段),再到反對陣營出身的金大中(文人民主落實階段) ,一連串漸進式的演變過程,才有今日民主化的南韓(儘管歷任南韓總統們的下場都不太好)。有趣的是,南韓現任總統文在寅及其親友也特別至電影院觀賞了此部電影,還被媒體大肆報導, 這不免讓人聯想南韓前總統朴槿惠正是軍人獨裁總統朴正熙的女兒,而這影片的宣傳與推動背後是否也帶有政治角力及運作呢?
參考資料
朱立熙:〈南韓的民主轉型──以光州事件為分水嶺〉,《臺灣國際研究期刊》第7卷,第2期(2011年夏季號),頁155-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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