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警探和生物識別技術研究者阿方斯‧貝蒂昂（Alphonse Bertillon）是最早有系統拍攝嫌犯大頭照和犯罪現場照片的專家，並被尊稱為現代犯罪現場調查之父。

 

　　在貝蒂昂率先使用嫌犯大頭照辦案以前，警方僅透過口頭描述和素描來確定兇手特徵，但是這種方式並不可靠，因為目擊者經常給出模糊且矛盾的描述。貝蒂昂為嫌犯拍攝照片的作法，則讓警方更容易查明罪犯身分並加以逮捕，也能印刷通緝海報張貼至全國各地。

 

 

　　貝蒂昂也是第一個意識到以攝影技術記錄犯罪現場重要性的人，包括屍體的位置、兇器、現場遺留的腳印和個人物品，以及混亂的案發現場狀況。雖然剛開始有些人出於「命案現場過於血腥」或「不尊重死者」等原因而質疑罪案蒐證照片的必要性，但事實最終證明這種作法有助於案件調查，並且幫助警方破獲無數起謀殺案件。

 

　　當然，也有些人反駁說：「在貝蒂昂之前警方就曾拍攝犯罪現場照片。」這種說法並沒有錯，但早期的作法只是毫無組織性的隨意拍攝，主要被當作案件的「備忘錄」或「描述記錄」，而非決定性的鑑定手段。

 

 

　　貝蒂昂有系統的制訂出犯罪現場攝影的細節規範，並將蒐證過程組織成標準化系統，使每個案件的蒐證照片都是從同一個角度拍攝。同樣地，案發現場的兇器、血跡和個人物品也被當作重要的證物拍攝，每個細節都有可能是破案關鍵。這種謹慎地辦案態度，讓貝蒂昂成為了「現代犯罪現場調查之父」。《福爾摩斯》作者亞瑟‧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爵士不但稱貝蒂昂為歐洲最頂尖的警探，還表示福爾摩斯只是「歐洲第二厲害的偵探」。

 

　　貝蒂昂還設計出一種鑑定犯罪者的人體測量學方法，這套名為「Bertillonage」的系統藉由可辨別的身體特徵（例如眼睛特徵、鼻子長度、耳朵形狀和頭部測量等）對犯罪者進行歸類。從十九世紀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貝蒂昂式人體測定法廣泛地受歐洲和美洲警方使用，直到指紋識別系統出現才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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