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經典《春醒》台灣首度完整正式演出
比百老匯更本色的搖滾，比德國原著更狂躁的青春

文｜陳佾均

　　那是莫里斯第一次開直播，直播畫面完美地讓大家看到一隻會飛的雞，社群網站的封鎖無法阻止影片的散佈；那是資優生溫德拉第一次的性行為，和休學的梅奇爾在廢墟相遇；那是裸模艾沙第一次離開了她的朋友，再也沒有回來過。「後來發生什麼事啊？後來的事不重要因為他們都是雞」，莫里斯說。面對自我、面對關係、面對選擇、面對雞，什麼是長大？歡迎來到這個亂葬岡，它埋藏了所有我們忘記的事情，隨著梅奇爾的青春之鬼，一起敲響搖滾現場的安魂喪鐘。

　　2017年再一次拒絕長大劇團年度音樂劇場製作《春醒》改編19世紀德國劇作家法蘭克‧韋德金（Benjamin Franklin Wedekind）同名原著《Frühlings Erwachen》，曾遭禁演數十年，總以刪減版示人，描述青少年在社會化過程中探索自我和他人，面對性、暴力與死亡。這是一個19世紀的故事，21世紀的我們則編寫著另外一種青春，一百多年的時差，我們繼承了什麼樣的記憶？是否依然得遺忘那段年輕的時光，遺忘曾用盡氣力去探索的生命與世界，才能成長為人，是嗎？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愛與性與暴力是恆久不變的議題，兩世紀以來的青春或許落差甚大，但《春醒》作為經典，仍能不斷被重新詮釋並置入當代的觀點。透過一個極度保守的社會中的幾位青少年，反映了在成長期生理／心理的變化和環境的衝突，描寫出人們普遍的困境和心情，廣泛討論了性，如何學習面對死亡，以及面對自我的決擇。

　　《春醒》原著寫於1890-1891年，是當時26歲的韋德金所發表的第一部完整劇作，最為人熟知的版本為百老匯的同名音樂劇《Spring Awakening》。劇中透過一群十四、五歲青少年的遭遇，描繪了德國威廉二世帝國末期保守壓抑的社會氛圍，尤其反映在成人世界對青少年心靈與欲望的禁錮：溫德拉的母親拒絕讓女兒認識性、莫里斯對在自己漸漸成熟的身體裡的欲望懷抱著巨大的罪惡感，與生活感受無關的課業要求更壓得他喘不過氣、女孩們談著種種儀容舉止上的限制、男孩們的生活也被考試與作業環繞。壓不住的生命力與僵硬社會規範之間的衝突成為韋德金創作與人生的主題。因為種種干預和審查，《春醒》直到1906年才以刪節部分段落的形式演出。

　　韋德金自己是演員，流連於慕尼黑自由前衛的生活圈，在卡巴萊（cabaret）歌舞演出中，挑戰社會對於性和政治的界線。他與友人成立的卡巴萊名為「十一位行刑者」（Elf Scharfrichter），以刑具佈置劇場，並以戴著銬鐐與法官假髮的骷髏頭作為標誌，要對「社會上的虛偽行刑」。性的探索對他而言除了衝撞道德規範，也有一種能顛覆秩序、安那其式的力量。

　　讓當時社會視《春醒》為洪水猛獸的不僅是劇中關於青少年身體慾望的描述，也因為韋德金指出了成人世界不但無法提供青少年支持，更是直接或間接造成他們傷害的主因。瑪塔被父親毒打是家常便飯、溫德拉的母親雖然對她呵護備至，最後卻讓女兒在不知情的情況下喪命、莫里斯因為不願讓父母失望承受巨大壓力，而他死後師長們只在想如何推卸責任、梅奇爾的母親雖然開明，最終事件的發展也超出她的掌控。韋德金在書信中提到，《春醒》綜合了自己念書時同學的經歷寫成，「幾乎每一景都根據真實事件。就連人們怪我太過誇張的那句話『這個孩子不是我的！』（莫里斯父親在他自殺後所言）都是實際發生過的」。

　　或許《春醒》更讓當時保守社會驚駭的，是劇中青少年在大自然、在情慾中感受到的活力與快樂，一種不受規範的生命力，讓成人加諸於青少年的規範和期望顯得虛偽、壓迫、不自然而可笑。韋德金從不同的層次來處理這股生命力：從青少年蠢蠢欲動的身體、春天綻放的花草，到種種文學引用，包括歌德的《浮士德》和席勒的《強盜》等，一再指向一個從身體經驗出發而突破僵硬秩序的世界，並且帶著一種不受理法、道德所控制的力量。

（本文內容節錄自戲劇顧問陳佾均專文，完整內容將刊載於《春醒》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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