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法律與人類行為》（Law and Human Behavior）期刊上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憤怒的女性傾向於被忽視與小看，但憤怒的男性卻恰恰相反。根據研究摘要指出，研究人員設計了模擬實驗讓受試者以為他們真的參與電腦模擬仲裁庭，並作為陪審團成員痛同審議謀殺案件。

　　而受試者並不知道，除了他以外的其他陪審員都只是在照劇本演戲。模擬審判中的另外五名陪審團成員，有四人照稿說出同意案件判決的敘述，而剩下的一名陪審員則堅決反對到底。當這位堅持己見者被電腦冠上男性名字，並對其他陪審員的決定表達憤怒時，受試者更可能開始懷疑自己的判斷；但是，當電腦將反對者變成常見的女性名字，並照著相同劇本表現憤怒時，受試者卻更願意相信陪審團的初步裁決，也不會質疑自己的決定。

　　珍妮‧瓦卡羅（Jeanne Vaccaro）博士是印第安納大學性別研究所的博士後研究員，也是金賽性、性別與生殖研究中心（the Kinsey Institute for Research in Sex, Gender and Reproduction）的成員，她指出：「我對這項研究的直覺反應聯想到歇斯底里，歷史過去用歇斯底里將女性病態化，把女性任何形式的憤怒都視為不理性的行為。」

　　瓦卡羅博士表示，人們對女性不理性的刻板印象已經深深烙印在當代文化心理中，而這種歧視經常無意識地展現，人們也完全不覺得自己的言論帶有偏見。她說道：「女性和歇斯底里的連結性非常密切，基本上已經被畫上等號。即使是子宮的詞源也能追溯到歇斯底里這個字，在維多利亞時代他們更把憤怒的女性送到療養院『治療』歇斯底里。」

　　美國精神醫學學會出版的《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是國際公認的醫療指導手冊，但是歷史上受壓迫的群體卻經常被其病態化。該手冊過去將非同性戀、白人、順性別和異性戀男性定義為正常特質，其他不符合這種性別身份的人長期以來被《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歸類為疾病，不幸地是《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卻被許多人視為代表人類思想的科學事實。

　　隨著社會正義運動的進展和社會風氣轉變，政策和司法才開始試著改革不平等的差別待遇。例如在1973年同性戀解放運動之後，過去被認為是精神障礙的同性戀者，終於從《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中洗去汙名。

　　瓦卡羅博士補充，該研究結果能看到這種持續性的偏見並非女性獨有。如同差異性病態化一樣，歷史中被壓迫群體的情緒經常不被認真看待，例如當有色人種憤怒地對抗制度時。她說：「人們應當也應該容許對後殖民主義、制度性種族主義、日常種族主義或性別歧視的憤怒，因為憤怒只是我們對這個世界做出的一種正常反應罷了。」

　　這些偏見並非無關緊要的小事。例如，遭遇性侵的女性倖存者因為懼怕社會輿論，讓她們更不敢站出來譴責強姦犯或施暴者。然而，憤怒雖是人類被攻擊時的自然反應，但是若表達憤怒可能會反過來攻擊你，向前走出陰霾將變得更困難，也更難以繼續前進，或是分享遭遇幫助其他受害者。「如今，我們的世界更重要的課題是允許人們生氣。無論是對公權力還是對性別歧視感到憤怒。」瓦卡羅博士認為，憤怒是一種權利，正因它具有威脅性所以才能打破社會的既有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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