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美國歌手亞莉安娜‧格蘭德（Ariana Grande）於曼徹斯特的演唱會臨近尾聲之際，利比亞裔自殺炸彈客阿貝迪（Salman Abedi）引爆炸彈共造成23人死亡，這起襲擊事件讓歐洲社會再度瀰漫著對伊斯蘭教和大批難民的不安情緒。

　　法國恐怖主義專家奧利維耶‧羅伊（Olivier Roy）表示：「在歐洲信奉暴力聖戰的人之中，估計約有60％為穆斯林第二代。他們與祖國文化失去連結，也無法融入西方社會。」

　　二十幾年前，阿貝迪的雙親為了躲避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的統治，遠離家鄉來到英國展開新生活。1994年阿貝迪在英國出生，一方面他嘗試與利比亞文化重新連結，甚至在襲擊事件發生不久前曾短暫到利比亞旅行；另一方面他也試圖融入英國社會，努力模仿著那些後來被他殺死的英國年輕人。羅伊認為這群穆斯林第二代經歷了所謂的「去文化過程」，使他們遠離歐洲社會和原生文化，而這種「真空的身份認同」造就出極端暴力主義興盛的危機。

　　「不同於阿貝迪這樣的穆斯林第二代，穆斯林第三代通常能更好地融入西方社會，信奉暴力聖戰的人數並不超過15％。而其他從各種文化脫離伊斯蘭教文化的人則佔了25％。」羅伊說。

　　然而，這些悲劇並不是今天才有的偶然事件，而是一種可以追溯的模式：1995年穆斯林第二代哈立德‧凱卡爾（Khaled Kelkal）犯下法國第一起本土聖戰攻擊事件；2015年巴黎發生的《查理週刊》恐怖襲擊案，其中的寇瓦奇兄弟也是穆斯林第二代，而這種規律在歐洲其他地區同樣可以看見。

　　羅伊在著作《聖戰與死亡》（Jihad and Death）中寫道，這些年輕人中約有70％對伊斯蘭教文化知之甚少，而且在皈依伊斯蘭教以前就已經被認為是激進份子。如果他們對伊斯蘭文化或教義的理解不多，就會變成像阿貝迪這樣的年輕人，把恐怖主義投射成「自殺本能」和「對死亡的迷戀」。這種心態源於賓拉登首先提出的聖戰標語：「我們熱愛死亡，正如你熱愛生命。」

　　他說道：「絕大多數的蓋達組織和伊斯蘭國成員（包括曼徹斯特襲擊事件的阿貝迪）之所以實行自殺式攻擊，並不是因為有其軍事戰略意義，或者與基本教義一致。這些攻擊行動無法大幅削弱敵人，而且實際上伊斯蘭教譴責這種自我犧牲的方式，認為它抵觸了神的旨意。這些孩子其實是以尋死作為行動的終極目標。」

　　羅伊認為，人們需要追究和探討的是「伊斯蘭教的極端主義」而非「伊斯蘭教的激進化」。真正的問題在於這些原本就是激進份子的青年，為何最後選擇了伊斯蘭教的極端主義進行恐怖行動。他說：「這些『新激進份子』之所以向伊斯蘭國靠攏，因為它是『全球意識形態市場上，現存唯一具激進宗旨的基本教義派』。在過去，他們本來就受到左派的政治極端主義吸引，像在法國、德國和美國等地超過半數的暴力聖戰者，都曾有輕微的犯罪前科記錄，但他們都和阿貝迪一樣越來越激進，而且也沒有參與過當地的清真寺或宗教社群。」

　　羅伊建議，人們不該將極端保守的基本主義與暴力極端主義混為一談。而在評估像阿貝迪這樣的年輕人時，也不需特別誇大穆斯林革命主義在發展中國家起到的作用。他認為像阿貝迪這類的青年都只是用宗教當作藉口，來表達對現實生活的不滿：「事實上，他作為英國社會的一份子實行了自殺行動。因為假如他深受伊斯蘭文化影響，那他的目標更可能是回到敘利亞或利比亞等伊斯蘭國家生活，而且可能也不會想知道美國歌手亞莉安娜‧格蘭德是誰。」

　　他也提出警告說，西方社會的「世俗主義霸權」和排斥「所有形式的宗教信仰」已經創造出一種心理層面的真空，反倒變成了孕育基本教義派的滋生地，從而將這些歐洲青少年驅往聖戰。

圖片出處

PRI、New York Daily、European Civilw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