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oir | 權貴資本主義造就的掠奪型國家：《出賣中國》

權貴資本主義造就的掠奪型國家：《出賣中國》

2017/07/08 10:30

雖然很多人認為反腐敗運動對中共是有利的，實際結果可能正好相反。

文｜裴敏欣（Minxin Pei）

譯｜梁文傑

　　習近平擔心貪污腐敗會讓中共覆滅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共領導人應該更深入理解中國在後天安門時代的腐敗根源，才會真正明白對抗腐敗和保衛共產黨統治的困難所在。本書對菁英勾結的分析顯示，權貴資本主義和勾結腐敗的根源非常深。腐敗只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外顯病症，而權貴資本主義又源於菁英能輕易竊取公共財產這一事實。在腐敗的醜陋外表下是一個又一個國有資產如何被菁英掠奪的故事，這些菁英不是有權決定國有資產的處分運用，就是以賄賂和暴力奪為己有。也就是說，如果沒有這些可以被掠奪的公共財產，這種取代毛主義的權貴資本主義就不可能出現。這並不是把權貴資本主義怪罪給中國的經濟改革，因為經濟改革本身並不必然導致權貴資本主義，波蘭、捷克和波羅的海三小國的例子都是明證。問題的關鍵在於掌控國有資產如何處置的政權到底是什麼性質。當然，東歐國家的私有化過程也有很多缺陷，主要是因為缺少資本市場和監督管理系統等制度因素。過渡期的經濟衰退、貿易中斷、財政困難等問題也讓改革困難重重。但儘管在過渡期充滿混亂和挫折，東歐國家還是沒有走上前蘇聯國家的道路，讓盜賊統治取代共產主義。

　　最好的解釋是這些後共產主義國家走的政治路徑不同。在最成功的東歐國家和波羅的海三小國，民主轉型和鞏固進展快速，這就制約了統治菁英的大舉掠奪。東歐國家的經驗是有力的反證，有助於理解後共產主義國家的政權性質和權貴資本主義興起的關聯性。和東歐國家不同，除了在1980年代的短暫時期之外，後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依然被一個絲毫無意讓政治體制自由化的列寧主義政權所統治，這個政權也完全不想放棄壟斷權力。但中國又和後蘇維埃的俄國不同。在俄國，舊政權的迅速崩解使得一小群寡頭得以攫取大量財富，但大多數菁英什麼都分不到。而中國的統治菁英依然牢牢掌控政權，有無限的機會把國家的財富慢慢據為己有。

　　所以我們必須從「掠奪型國家」（predatory state）的角度來理解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如同道格拉斯‧諾斯（Douglass North）所主張的，國家界定和執行財產權，而掠奪型國家在執行這個功能時，總是為了極大化自己的收入和特權。從這個角度看來，中共在後天安門時代之所以下放對國有財產的控制權卻不明確界定其所有權，其背後動機昭然若揭。因為透過這種方式，統治菁英才能最大程度地從社會汲取財富。按照制度主義論者的邏輯，權貴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列寧主義政權掌控下經濟轉型的必然結果。

　　找到財產權和權貴資本主義的內在連繫，就為制度主義論者提供了一個菁英如何藉由重新定義財產權來掠奪的現代案例。而本研究提出的菁英勾結概念也使我們得以理解權貴資本主義的微觀機制。當公共財產的財產權歷經深刻但又漸進式的轉變時，菁英勾結就是微觀層次上可預期且理性的反應。財產權的制度變革與菁英的適應性反應，兩者互動的結果造成權貴資本主義的蓬勃發展。要全面理解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我們就必須追溯這些制度變革，把它們與菁英的行為反應聯繫起來，再探討其在現實生活中如何展現。

　　本研究的重要發現之一是，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特色在於其分散性。由於行政權的分權下放、政治權力的多頭馬車和經濟部門的多元化，掠奪也必須分散進行，且必須透過勾結來達成，而這又使得低層菁英也能參與分贓。我們的研究顯示，中國的權貴資主義是一種獨特的「多層次寡頭制」（multilayered oligarchy），也就是各個行政區都有一小群和地方黨政領導依附在一起的菁英，他們在中國的黨國體制中不算什麼高官，卻擁有與其地位不相稱的大權和掠奪能力。然而，雖然地方政治菁英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得利者，私人企業家的角色也不可或缺。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另一個特色是，政治菁英或紅二代們並沒有辦法把所有財富都據為己有。雖然他們可以貪的很多，但許多財富似乎是被小老百姓出身的私人企業家拿走了，例如導言中提到的樓忠福和王春成這些人，以及無數和地方官員共謀獲利的人。我們的研究顯示，至少在初期階段，中國的權貴資本主義是比較開放的，私人企業家可以靠賄賂進入權錢交織的小圈圈，而且私人企業家要比政治菁英更有能力發揮國有資產的效能，提升其價值。問題在於把無效能的國有資產轉變為有效能的私有資產時，這中間的好處只有少數有關係的生意人才能享有，一般中國老百姓是享受不到的，而老百姓才是這些資產的真正所有人。

　　不要天真的認為這些私人企業家在得到財富和政治權力之後就會從權貴資本主義轉向自由資本主義。雖然中國的私有企業部門自1990年代以來成長驚人，但仍處處受到政府管制，這也和一個個政治菁英的小圈圈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針對中國私人企業家的政治態度的研究也顯示，他們還是很傾向共產黨宣傳的那一套。理由很簡單，凡是已經在小圈圈裡頭的人，自然想保有特權和原來的制度。然而權貴資本主義的特權利益是以犧牲自由資本主義的社會利益為代價的。要和政府官員勾結，私人企業家不但要浪費許多原來可以拿去做更有效投資的資源，也要把精力和才智投入租金豐沛的產業，而這些產業不可能成為提升中國經濟的成長引擎。所以毫不令人意外的，中國的私人財富大多聚集在房地產業和礦業這些勾結腐敗叢生的產業。一項評估指出，在2015年身價超過十億美元的中國富豪中，其中有1/4是搞房地產的，資訊科技業是少數例外。尋租的私人企業家和政治菁英的緊密結合使自由資本主義的前景黯淡。這種聯盟具有排他性，因為這樣才能保障成員的租金並代代相傳。其結果不會是自由資本主義，而是寡頭的親貴主義。

勾結與政權衰敗

　　回顧這段歷史，權貴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興起和深化可以說是鄧小平式威權主義經濟現代化模式的邏輯結果。只要菁英還大權在握，就不可能不去掠奪經濟成長所帶來的財富。在天安門鎮壓事件已過去1/4個世紀之後，這種現代化模式的限制已經非常明顯。經濟上，成長趨緩突顯了中國經濟體在結構和制度上的缺陷。在政治上，根深柢固的腐敗也讓習近平等中國領導人憂慮中國共產黨會失去政權。權貴資本主義和勾結腐敗的邏輯完全讓黨的領導人有理由擔心。表面上，他們是害怕腐敗會傷害黨的合法性、破壞經濟成長和脫離群眾。這種傳統看法雖然未必有錯，但我們的研究證明，菁英勾結會在列寧主義政權內部產生自我摧毀的動力，幾乎必然會加速其衰敗。

《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中文版書封。

　　雖然菁英勾結起源於一些控制權下放但所有權界定不明、誘人的公共建設合同讓官員和生意人如蠅逐臭的領域，這種行為現在已傳遍中國所有黨政部門。可以預期，勾結腐敗也一定會出現在中共用來約束黨員和維持國家安全的機關。例如，中共用來監督和約束黨員的紀委組織就有十幾人涉入窩串腐敗案件。相當於蘇聯KGB的國家安全部也明顯腐敗叢生。原國家安全部副部長馬建在2015年捲入一件大案。根據《財新》調查，馬建不但以國安部的力量和特務手段幫房地產大亨郭文貴服務，還累積了大量私財，有六個情婦（其中兩人是國安局官員）和兩個私生子。在2004年到2014年任職西藏自治區國家安全廳廳長的樂大克也在2015年因為貪污被捕。而在本研究的樣本案例中，有三名大城市（瀋陽、福州、阜陽）的國安局高官涉入窩串案件。北京和青島國安局局長也都因貪污被捕。

　　中國共產黨的終極保衛者人民解放軍內的勾結腐敗也同樣嚴重。自習近平發動反腐敗運動以來，已有36名將軍被捕。根據解放軍自己的說法，90%的職務犯罪發生在軍隊工程建設、醫療衛生、房地產開發租賃、裝備物資採購以及人事財物管理等領域，並以窩案串案居多為其特點。腐敗也已傳染到中國軍隊的最高層。解放軍最高的兩名官員，原政治局委員兼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及徐才厚都在2014年到2015年間因收受巨額賄款及賣官被捕。

　　勾結腐敗到處滋生的現象也許令人震驚，但從理論上不難解釋。中國政權之所以勾結腐敗叢生，是因為這種行為獲利既高，被抓到的風險又低。除此之外，勾結腐敗又會因為劣幣驅逐良幣的邏輯而進一步滋生勾結腐敗。由於搞勾結要比不搞勾結有利，買官的人一定會爬得比正直的同志要快。勾結腐敗還會讓黨國體制內的組織風氣日益敗壞。正如樣本中的案例所見，參與勾結的人會用一些共同犯罪或共同墮落的儀式來建立互信。而在一個勾結泛濫的組織中，光是知道其他同事有在貪污就會讓人也想貪污。而如果一個組織的領導人自己貪污，他也一定會放縱屬下貪污。

勾結腐敗如何破壞中共黨國體制的完整性？

★ 吞噬黨國體制每一處的勾結網絡將政治權威轉化為私人工具，不惜犧牲政權利益以追求私利。
★ 各個勾結網絡之間的衝突危害了中共內部的團結，並導致高層洗牌。
★ 貪腐之風滲透進黨國賴以生存的安全部門，破壞效能與忠誠。

　　把這些政權衰敗的動能加總起來，就會透過三種機制破壞中共黨國體制的組織完整性。首先，當勾結網絡遍及黨國體制的每一個角落時，它們就顛覆了政治權威。這些網絡把政治權威轉化為私人權力的工具，追求私人利益而不是政權的利益。這些人雖然在表面上忠於黨國，實際上只忠於地方上的老大，不管是黨委書記還是有錢的生意人。其次，勾結網絡對權力和經濟租金你爭我奪，這會危害中共的內部團結並不時促成最高領導層的大清洗。習近平的反腐運動已讓幾百名官員落馬，其中有許多是習近平敵對派系的人。這種權力鬥爭是勾結網絡叢生的必然結果，也必然會危害到對中共存亡至關重要的黨內團結。第三，當勾結腐敗傳染到黨國體制的安全部門時，一定會損及這些部門的效能和忠誠，而這些部門正是黨國體制賴以生存的基石。

　　積重難返的腐敗也挑戰了所謂「威權主義韌性」（authoritarian resilience）的理論。一個機構的韌性最終要看政權菁英核心的政治忠誠度、凝聚力和能力。但本研究沒有看到這些，只看到種種機構衰敗（institutional decay）的病狀──風氣敗壞、對政權不忠、腐敗網絡的私人利益高於政權集體利益等等。人事任用權是維持中國共產黨凝聚性和完整性的最重要工具，現在卻被地方黨政領導用買官賣官取而代之。恩庇網絡已嚴重傷害黨員對黨的忠誠。機構衰敗的現象也遍及黨國體制的經濟支柱，也就是國有企業之中。我們對國有企業勾結腐敗的研究顯示，當黨所指派來管理這些公司的人系統性的貪污發財，黨對這個關鍵部門的控制力也日益下滑。勾結貪腐之風也遍及黨國體制的其他重要部門，例如各地的紀委、公安、法院和監督管理單位。

　　這些重要部門的衰敗不只損害了黨國體制的統治效能，還導致菁英的不團結和權力鬥爭。菁英的不團結起於對權力和經濟利益的你爭我奪。每一個勾結的聯盟都在和其他聯盟爭權奪利。輸家會覺得不公平，只因為贏家會拿到更大的權力。輸家的憤恨不平正是菁英不團結的主要來源。另一個對中共更為致命的政治結果是，政權衰敗會讓機會主義式的強人有機會用反腐敗的名義摧毀所有政治對手。由於腐敗太過普遍，又多是勾串性質，強人就可以藉機把對手集團連根拔起。要指控對手貪污並不難，而且由於對手下面的支持者和親信都勾串在一起，一人倒就全部都倒。

　　由於貪腐所激起的民怨太深，採用這種策略的強人一開始的政治聲望會很高。原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當初就是用這種策略來打造聲望，最後卻諷刺的自己被以貪污罪清算。薄熙來最大的對手習近平一上台就猛烈展開反腐敗運動，短短時間就把對手的親信網絡一網打盡。雖然很多人認為這種反腐敗運動對中共是有利的，實際結果可能正好相反。出於政治目的的反腐敗更可能在菁英之間製造不安全感和仇恨，這會危害獨裁政權的政治凝聚力，讓鬥爭更激烈。

（本文為《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部分書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