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voir | 不在乎的無法傷害你：《霸凌是什麼》

不在乎的無法傷害你：《霸凌是什麼》

張茵惠

2017/06/16 10:00

「有些人我光看她們一眼，就知道那是我在中學的時候會霸凌的類型。不為什麼，因為她們看起來臉上就像寫著『來霸凌我哦！我不會跟老師說』。」

《霸凌是什麼》中文版書封。

　　霸凌，這個詞彙聽起來還有幾分新穎，指出的卻是人類自古共通的特性──對他人欺凌侮辱。霸凌的形式無所不包，肉體的傷害、情感的操弄、人格的抹煞，小混混勒索金錢是霸凌，同學的小圈圈忽然把你踢出去也是霸凌，教師課堂上公開嘲笑學生的家庭狀況，更是霸凌。

　　日本社會學者森田洋司在《霸凌是什麼》（いじめとは何か―教室の問題、社会の問題）中，提出一個典型的霸凌自殺（bullycide）案例，名為「喪禮遊戲」：1985年，鹿川裕史轉學到一所中學，因為身材較矮加上非本地小學畢業，遭到全班排擠。更有甚者，班上同學幫他辦了一場喪禮，當鹿川到校時，教室佈置成了靈堂，桌上放著同學跟老師寫滿悼詞的卡片。兩個月後，鹿川在公共廁所中上吊身亡，年僅13歲。

　　因為一再有受害者自殺，1980年代成了日本開始關注「霸凌」的時期。霸凌從原本的「心理」問題、「教育」問題，進入了「社會」問題的領域。傳統就存在的詞彙「いじめ」（欺侮），與英語的「Bullying」合流，變成政府需要宣導防治的燙手山芋。許多人開始檢討日本過於強調集體的社會文化助長霸凌，但另一方面卻也有論者認為，是現代「個人化」、「私密化」的傾向使得霸凌得以發生。

日本的校園霸凌比例其實比荷蘭低

　　究竟哪種說法才對呢？首先，森田洋司指出，僅就校園而言日本並不比歐美國家更常發生霸凌。「日本比其他國家更常發生校園霸凌」這個印象是錯的，沒有量化證據可以支持。譬如，荷蘭的霸凌發生率比日本高多了，但沒有荷蘭人會蠢到認為這是「荷蘭民族性」造成的，他們只會就事論事的去面對跟解決霸凌問題。

　　但關於霸凌，日本確實有些跟其他歐美國家不同的地方。森田認為，歐美國家看待霸凌問題時，著重的是「霸凌與校園暴力」；但日本看待霸凌問題時，著重的卻是「霸凌與拒絕上課」。也就是說，其他社會認為要處理霸凌，重點在於「加害者」，但日本卻認為重點在於「被害者」。只要被害者沒有立刻產生負面反應，表面的常態就可以運作下去。

　　此外，日本的霸凌宣導事實上只是訴諸「加害者的道德心」，認為只要加害者夠有良心，就可以「踩下道德的煞車」，從而不去霸凌他人。就森田的觀點，僅從個人心理出發避免霸凌，一點用都沒有。

仍想被愛的受害者

　　霸凌並不只是關於個體能力的強弱，它的動能植基在不同的「社會關係」之中，關乎權力與上下關係。因此霸凌的加害者與受害者，理論上並沒有固定的態樣。霸凌也絕少發生在真的不熟悉的人身上，日本的調查顯示，三分之一以上的校園霸凌，發生在「相當親密的朋友」之間，尤其以發生在女生身上的霸凌更是如此；而僅有絕少比例的霸凌，是來自於完全不親密的人。

　　也就是說，人們經常誤以為受害者無法逃離校園霸凌，是因為必須上課，無法逃離加害環境導致的。但事實上他們真的逃離不了的，不是義務教育，而是友情。受害者要轉學、搬家，其實是相對容易的，但真正讓他們陷入長期被虐的原因，是他們對這段已然腐敗的人際關係還抱有依戀和期待。

　　每一個長期霸凌受害者，都是抱著「也許我還能重得友情／尊重」的心態活下去的。這是件恐怖的事情，因為如果受害者完全不在乎加害者與加害者周邊的環境，脫離被害的機會就大很多。這類性格特色，才使得明顯可見的霸凌受害者似乎都集中在同一種類型的人身上。但其實並不是只有這種人會受害，而是這種人特別離不開受害。

善意的霸凌加害者

　　另一種值得擔憂的加害型態，是霸凌者「覺得自己在做好事」的「善意加害者」。霸凌的動能之一來自於社會的「規範」，如果社會沒有規範，霸凌加害者的藉口就沒有那麼多采多姿。如果去問加害者為什麼欺負同學，他們大多都有一套說詞：「他很不合群、他很煩、他很臭、他很遲鈍、他拖累大家。」簡單來說，加害者的特色就是覺得錯都出在別人身上，他們只是替天行道。

　　有時候霸凌者真的在執行社會規範，感覺也頗符合道德。譬如教師「道德勸說班上學生不要多撈貢丸，留給貧困的同學打包帶走」，但她忽略了自己作為權威者（成人＼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不對等，而讓自己自認為善意的行為淪為教師對學生的霸凌。若這種道德說教跟情緒勒索反覆發生，就可以認定為是霸凌加害的一種型態。

霸凌涉及的周邊人際關係態樣。

　　對於覺得自己沒有錯的加害者，呼籲他們心中自行裝設「霸凌煞車器」當然是根本沒有用。森田洋司提出的解決方法之一，是增強「仲裁者」的力量。這裡的仲裁者並不只是校園中的教師或輔導人員，而是任何在團體中目擊霸凌發生的人，都應該成為出面制止的「仲裁者」。與仲裁者相對的，是「旁觀者」。研究顯示，小學時期日本學生比較容易成為仲裁者，出面制止霸凌發生，但到了高中時期，仲裁者的比例大為下降，獨善其身的旁觀者則上升了。

　　與英國和荷蘭相較，日本學生隨著年紀成長變得不願意涉入紛爭的比例更高。日本政府的反霸凌宣導，近年來也變得改為針對旁觀者，提出「旁觀者也是加害者」的論述。但事實上，旁觀者不是加害者，只是怕麻煩又缺乏道德勇氣的人罷了。真正的問題是在於，讓人願意挺身成為仲裁者的動力為何隨著成長而消失了？森田認為，公民教育中應該加強「公民權責教育」，人人都應該意識到，阻止不正義，也是身為公民的一項權利與責任，他稱之為「柔性責任」。

　　另外一個常見的迷思是，「校園霸凌通報校方沒有用，反而會變本加厲」。但從數據上看起來，通報校方或者教師主動察覺霸凌後積極介入其實是有效的，而且少有惡化的情況。儘管這種「有效」經常是以「被害者轉學」做終，但仍然減少了霸凌。

　　霸凌，是一種流動的權力關係。加害者感到自己可以為所欲為，是因為周邊沒有夠多的仲裁者，任何意義上都是如此。森田的著作給我們最大的啟示，就是力量的均衡是會改變的，如果想要改變不正義的人際關係，就要運用自己的力量──去翻倒傾斜的現實，重新創造一個更合理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