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一對奇特的組合：生長在法屬阿爾及利亞時期的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是貧民區的黑腳（Pied-Noir，指出生在阿爾及利亞的歐洲定居者後裔），菸不離手的他身上流著一股迷人氣息；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則出身於法國上流階層。兩人在納粹佔領巴黎期間相識，並在二次世界大戰後走得更近。在戰後重建當城市光芒緩慢地復甦之時，卡繆是沙特最親密的摯友，他在多年後回憶寫道：「我們是如此地愛你。」

　　他們是那個時代耀眼的代表性人物，報章雜誌經常報導兩人的日常活動：沙特經常駐足在雙叟咖啡館（Les Deux Magots），而卡繆則悠閒地漫步在巴黎街頭。隨著城市開始重建，他們也各自發出聲音表達理念。飽受戰火肆虐的歐洲大陸所殘留的灰燼，為一個新世界騰出了無限可能的空間。眾人看著沙特和卡繆闡述新世界可能的樣貌，以及他們為戰後時代提出的意識形態。

　　最終，它以存在主義的形式出現。沙特、卡繆和其他知識份子起身抵抗宗教信仰、挑戰人們活得真實，並描述這個世界的荒謬：一個沒有目的和價值的世界。卡繆寫道：「只有石頭、血肉、星辰和那些真理是雙手可以觸及。」

　　如果說「自由」的思想將卡繆和沙特在哲學上連結，那麼關於「正義」的爭論則讓他們在政治上結合。兩人都致力於對抗和消除不公不義，而在他們眼中沒有任何群體比工人更受到不公正地對待。卡繆與沙特認為無產階級受勞動枷鎖，人性也隨之被剝奪殆盡，為了解放他們必須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

　　1951年10月，卡繆出版了《反抗者》（The Rebel）。他粗略地提出「反抗哲學」的概念，其本身並非一個哲學系統，而是哲學與政治觀點的結合：人生而自由，但自由本身卻是相對的；更重要地是，卡繆譴責了訴諸暴力的革命方式，他認為暴力僅可能在極端情況下被使用，使用暴力的革命驅使歷史走向個人所想的方向，實為烏托邦式的幻想、絕對主義和背叛自己的行徑。

　　「絕對的自由是最強大的主宰權利，但絕對的正義卻是藉由鎮壓所有矛盾異己而達成：因此，它摧毀了自由。正義和自由之間的抵觸必須不斷地重新平衡、政治調和，容納和頌揚最廣闊的限度：我們的人性。」卡繆寫道：「相互寬容和平共存，是為塑造我們成為什麼。」

　　沙特以嫌惡的心情讀完《反抗者》，對他而言有可能實現完美的正義和自由，即為終極的共產主義。在資本主義和貧窮的枷鎖下工人無法獲得自由，他們的選擇難受且不人道：嚴酷的勞動、失去工作或者死亡。但透過消滅壓迫者和廣泛地將自主權回歸無產階級，共產主義讓每個人不受物質束縛，得以選擇如何最好地展現自我。這種做法將使所有人自由，而堅決的平等化也能實現正義。

　　問題在於沙特和其他許多左派人士深信，為了摧毀現有的體制和秩序，共產主義必須藉由暴力革命的方式實現。當然，並不是所有的左派都贊成使用暴力，強硬派和溫和派的分歧──廣義來說是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早已不是新鮮事。

　　儘管從三Ｏ至四Ｏ年代初期，左派曾短暫地團結起來反抗法西斯主義，但隨著法西斯主義的覆滅，強硬派和溫和派再度地破裂。這種分裂因極右派的消失和蘇聯崛起變得更加明顯，蘇聯賦予強硬派在歐洲站穩腳步，但其恐怖和專制行徑卻也引出許多令人不安的疑慮。戰後時代每個左派的問題非常簡單：你站在哪一邊？

　　隨著《反抗者》的出版，卡繆表明了一個不訴諸暴力革命的和平式社會主義。他對蘇聯傳來的消息感到驚訝：它並不是個和睦共處、能自由生活的共產主義國家，而是一個毫無自由人權可言專制政權。與此同時，沙特則繼續為共產主義的理想辯駁，也合理化這種暴行。

　　兩個朋友就此分道揚鑣，而他們的歧見也因媒體論戰成為轟動一時的事。沙特主編的評論雜誌《現代》（Les Temps modernes）刊登大力抨擊《反抗者》的批判性評論銷售一空。雖然這場論戰捕捉了公眾目光，但在這種分歧之中，卻不禁讓人們思考一個理念的價值該如何衡量：如果你完全獻身於一種理念，你會逼迫甚至為此殺害其他人嗎？正義的代價是什麼？而自由的代價又是什麼？

　　沙特的立場受到這種矛盾攻擊，並持續在他有限的人生中掙扎。雖然他從未真正加入法國共產黨，但他堅定地捍衛全歐洲的共產主義。直到1956年10月，當蘇聯的坦克車駛入布達佩斯時，終讓他看清蘇聯的真實面貌，而他也對蘇聯在匈牙利的處理方式感到失望，他認為蘇聯的舉動和美國人沒什麼差別。然而，沙特並未放棄共產主義，儘管他不再相信蘇聯，但他從來沒有完全放棄暴力革命的必要性。

　　共產主義中的暴力則讓卡繆走上另一條道路。「最終，我選擇自由。」他在《反抗者》裡寫道：「即使正義沒有實現，自由仍保留對抗不公不義的力量，並使溝通保持暢通。」相對於沙特忠誠於共產主義，卡繆擁抱清醒的政治現實和個人原則；儘管他們最終因政治理念分道揚鑣，但兩人都是試圖在百廢待興的廢墟裡，想像和尋求一個更公平正義和更自由的新世界。

參考報導：Ae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