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絕大多數的社會科學研究都表明,說服人們改變態度或想法極其困難,但史丹佛大學的大衛‧布魯克曼(David Broockman)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約書亞‧卡拉(Joshua Kalla)於2016年的研究發現,只要用最原始的策略就能有效地轉變歧視者的頑固態度:坦誠且非對抗性的簡短對談。
在實驗過程中,研究人員找來自願擔任說客的志願者,造訪居住在南佛羅里達州社區、握有選票的五百多位民眾,他們希望藉由「登門拉票」這種老方法引導民眾重新評估自己的偏見,並轉變對設立保護跨性別者法律的態度。遊說者當中有些人是跨性別者,有些人則不是。研究人員要求他們利用十分鐘時間與對方進行一場非對抗性的談話,多理解對方想法和疑慮而非一味地反駁他們。
實驗結果證明該方法確實奏效,它不僅減緩了受訪者的反跨性別者態度,而且還能維持至少三個月的時間,讓對方留下深刻的印象和影響。這些民眾原本大多是反對歐巴馬設立跨性別廁所政策的群眾,但經過這次短暫地談話後,研究人員持續追蹤三個月發現,許多原本的反對者開始轉而支持設立保護跨性別者的法律。
在典型的登門拉票中,通常是拜訪者敲門打招呼後,接著說出一連串統計數據和事實來反駁或說服受訪者投下正確的選票。但這類互動往往不是立刻被遺忘,就是造成對方反感或憤怒等反效果。而布魯克曼和卡拉有別以往的對話模式,為拉票研究提供了良好成功的範例,並同樣適用在其他種類的偏見和歧視,例如在美國更加根深蒂固的種族問題。
但研究人員也警告說,消停人們歧視的過程需要時間,以及最重要的是具備「同理心」。然而,這與現今的網路文化完全相反:人們經常嘲諷別人歧視,並當眾羞辱和打臉他們。雖然這看似是打擊偏見的絕佳理由,但這種做法卻毫無效果,更讓他們變得更加防衛自我和敵視態度。
「說別人種族歧視、性別歧視或仇外心態沒有任何幫助。這是一種具威脅性的訊息,而我們從社會心理學中理解的事實是『當人們感受到威脅時,他們更不會改變也不願意傾聽』。」史丹佛大學的「社會心理學回答現實問題中心」(SPARQ)主任阿拉納‧康納(Alana Conner)如此說。
康納表示這不代表人們不該與歧視者談論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同性戀或其他各種型態的仇恨。而是這些談話必須更加地巧妙,將對方置於更能接受的立場以理解他們心中的問題,也許是家庭背景、文化因素、憤怒或恐懼心態。
舉例來說,研究過程所拍攝的真實對談,年輕遊說者維吉妮雅拜訪了一位從南美移民至美國的老先生古斯塔沃。在談話開始時,維吉妮雅先詢問古斯塔沃是否有可能支持保護跨性別者權利的法案;古斯塔沃則清楚表明自己並不支持,因為他擔心有心人士會利用法律漏洞跑到女廁。
維吉妮雅接著問他為什麼這樣覺得。「我來自南美洲,在我的家鄉那裡並不喜歡同性戀。」古斯塔沃回答。維吉妮雅並沒有立即否定他的觀點,反而用友善的態度回答:「我是一名同性戀者。」古斯塔沃沒有畏縮,反而引起了他的興趣。
兩人繼續談論自己多愛他們的另一半,以及這些愛是如何幫助他們度過逆境。古斯塔沃還告訴維吉妮雅自己的妻子是殘疾人士,接著說:「上帝讓我有能力去愛一個身體殘疾的人。」照顧妻子的經歷讓他認識到愛為何重要。
維吉妮雅則回應:「你的故事讓我感觸良多。因為對我以及其他跨性別者來說,這些法律就是關於我們該如何善待其他人。」由於維吉妮雅的回答,讓古斯塔沃處在了自己更能接受的立場,接著說:「聽著,我想我犯了大錯。」而當維吉妮雅再次問他是否會投票贊成設立「禁止跨性別歧視」法案時,古斯塔沃爽快地回答:「我支持。」
這則實際案例證明了研究人員的論點:人們不想立即被否定,因為他們也有自己的觀點和疑慮,即使你認為它是錯誤,甚至是惡劣的想法;他們也會想讓自己的聲音被聽見,因此當有人願意傾聽時,他們就更容易騰出心理空間來理解別人的困難。當然,這不會只是一次談話就能解決,也許還需要透過多次談話和時間累積。雖然這並不容易,但如果想停止他們根深蒂固的歧視和偏見態度,它可能是唯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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