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艾騰伊格言別於過去探討納粹迫害猶太人電影傳統，嘗試拋出問題：「納粹餘孽如何度過餘生？」由行刑官角度探究，惟如此觀點隨著加害者本身角色認知與身分認同逆轉而隨之翻盤：賽夫一開始為了生存偽裝成被害者，甚而沿襲被害者傳統文化（賽夫妻子的喪禮上，男人們均佩戴Kipa小圓帽，並採傳統猶太宗教儀式），內化為猶太人，弄假成真，到耄耋之年罹患失智症，已無從得知賽夫內心真正的身分認同究竟為何了。

　　誰是戰爭犯行下真正加害者／被害者，疆界已模糊削弱；艾騰再次探問：「何謂真正的和解、正義及寬恕？」，賽夫探訪二號庫蘭德，得知此人亦為集中營受害者，以「同樣為受害者」的身分愧疚道歉擁抱，是否可視為賽夫對當時集中營受害者遲來的懺悔，又最後賽夫得知真相後的抉擇，是否代表公路旅行是洗滌人生汙點的救贖之旅？是義憤填膺的復仇之路，還是滿懷罪愆的贖罪旅途？囿於男主角失智症設定，觀影者無法得知，艾騰以高明手法四兩撥千斤，控訴戰爭對於加害者、受害者同樣殘酷，無一倖免。

耄耋版猶太獵人尋仇記？精準的反轉與再反轉

　　不知多少觀影者與筆者相同，受介紹文字誘導，進戲院前已有「男主角賽夫是二戰猶太人屠殺的生還者」之預設前提，於是故事進程被觀者理解為──耄耋版猶太獵人復仇記。男主角賽夫受阿茲海默症之苦，一覺醒來便忘記所有事項，惟獨與安養院友人麥斯共謀謀殺奧斯威辛集中營行刑官奧圖華里胥（已化名為魯迪庫蘭德）之事不可忘，特意寫於手上以免遺忘。麥斯書信所定計畫幾近天衣無縫，從事先搜查準備、槍枝購買至旅途安排等細瑣繁雜事宜，時間掌握近乎完美，於是出現了四位魯迪庫蘭德候選人，分別代表德國年長一輩對於猶太集中營的觀點：事不關己、毫不在乎；或是本身即為納粹迫害受害者；抑或盲目崇拜納粹主義、貶抑猶太人，種族優越情節甚而延續後代；當然，有人選擇遺忘、背棄納粹背景，甚至偽裝成猶太人以求自保。

　　電影第一次反轉為賽夫偽裝身分，找尋第三號庫蘭德，其子約翰出現，告知父親已逝，父子倆皆為納粹主義狂熱膜拜者，隨著時間推近漸生破綻，約翰發覺賽夫是其深惡厭絕的猶太人種，緊急危難下賽夫出手槍殺約翰與其飼養的德國軍犬，觀影者見血花迸射，頓時驚覺：本片並非詼諧黑色喜劇，賽夫正式走上復仇不歸路。而後賽夫尋訪第四號庫蘭德是第二次再反轉，謎底揭曉，男主角長久游移現實／幻境、真實／虛構、善／惡之際，最終以極致悲劇作結，控訴國家機器暴力造成傷痛的永恆性，邪惡是否能藉時間弭平一切傷害？結局已告訴我們答案。

記憶不可信？

　　對於「人類記憶的真實性」，導演採取質疑態度，探討虛假記憶電影中，最為複雜曲折的當為《記憶拼圖》，《別相信任何人》及《謊言的烙印》亦是立基虛假記憶進而延伸發展，導演在部分片段隱喻暗示賽夫的身分：賽夫第一次彈琴彈奏孟德爾頌的曲子，旋律尚能彈奏，和絃卻無法搭配，七零八落；在第四號庫蘭德家中彈奏華格納樂曲，卻是不假思索流暢地表現。孟德爾頌作為德國浪漫樂派作曲家，死後卻因其祖先具猶太血統而遭納粹禁演其作品，推崇反猶太主義的華格納，其樂曲深受希特勒喜愛，為納粹德國的精神象徵之一；而賽夫「第一次」使用手槍射殺約翰與狗，毫無演練下手法異常嫻熟精準，在在為真相揭發預藏伏筆。

　　艾騰伊格言題材向直指人性，善／惡、真相／謊言、永恆／片段、虛幻／真實辯證構成電影基調，大膽挖掘人性羅生門的闇黑幽微面，峰迴路轉已是特色，如《赤裸真相》（Where the Truth Lies）、《色誘》（Chloe）。爬梳本片，賽夫手臂上的刺青編號成為關鍵，不得不折服於導演大膽思維。刺青編號永遠地落下，永恆記錄集中營受害者的傷痛，也時時提醒賽夫，那永難抹滅的邪惡印記。

　　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在2005年播出二戰期間集中營真實記錄片《安妮的集中營》，由著名恐怖片導演Alfred Hitchcock擔任腳本指導與剪輯，他曾說：「如果我們未從這些畫面中汲取教訓，夜幕終將低垂。」或許在國際大屠殺紀念日已屆滿70年的今日，《我記得》捨棄自我、進而以介入他者之姿召喚遠去的傷逝者，斑駁歷史烙印的刻模，更加清晰可見。

電影資訊

《我記得》（Remeber）－Atom Egoyan，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