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耶‧居禮與瑪麗‧居禮

 

　　1894年，研究員皮耶‧居禮（Pierre Curie，1859－1906）在巴黎的實驗室裡與學生瑪麗‧斯克沃多夫斯卡（Marie Sklodowska，1867－1934）已經合作進行了一年多的研究。皮耶決定向傾慕已久的瑪麗求婚，但年輕的波蘭女科學家反應卻十分堅決：她不能嫁給他，因為她希望回到家鄉華沙工作。

 

　　不過，命運和時代的偏見終究讓兩人走在一起：波蘭歷史悠久的克拉科夫大學拒絕聘請女性擔任學術職位，讓瑪麗原先的計劃告吹；而皮耶則在求婚被拒後仍不斷地說服瑪麗回來法國，並在信中特別強調他正在進行關於磁性的新研究。出於對知識的渴望，瑪麗最終回到了巴黎，並在這裡開始系統性地研究鈾礦。這項與皮耶合作的研究，促使他們在1895年發現自發放射性，而兩人也在同年的7月26日於法國索城結婚。

 

 

　　居禮夫婦繼續在通風不良的實驗室進行研究，也並未意識到持續且無保護措施的輻射暴露將殘害他們的身體。1898年，居禮夫婦宣布發現了兩個新元素：釙（polonium，以祖國波蘭的名字命名）和鐳（radium），但他們仍繼續耗費了四年多的時間，才在不穩定的實驗環境下證明它們的存在。1903年，居禮夫婦與亨利‧貝克勒（Henri Becquerel）共同榮獲了諾貝爾物理學獎，瑪麗也成為首位被授予諾貝爾獎的女性。

 

　　1906年，皮耶不幸在一場馬車車禍中喪生。幾年後，瑞典皇家科學院第二次授予瑪麗‧居禮諾貝爾獎，而這次獲得的是化學獎以表彰她對鐳及其他化合物的研究工作。1934年，或許是因為一生致力於輻射研究長期暴露在過量的放射線下，瑪麗因白血病病逝於法國。

 

 

　　弗雷德里克‧約里奧與伊雷娜‧約里奧－居禮

 

 

　　居禮夫婦的科學模範也傳承到下一代：他們的長女伊雷娜‧約里奧－居禮（Irene Joliot-Curie，1897－1956）及其丈夫弗雷德里克‧約里奧（Frederic Joliot，1900－1958）在事隔32年後重演了這項壯舉，一起成為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自從父親皮耶去世後，伊雷娜似乎就被母親瑪麗指定為填補父親留下的空缺，成為了母親的實驗夥伴。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瑪麗在前線設立了戰地放射中心，以幫助戰地外科醫生進行手術。幾個月後，瑪麗離開年僅十七歲的伊雷娜身邊，讓她在單獨且無人輔助情況下負責現場的放射裝置，協助戰地醫生指出子彈和彈片位置。一直到1926年伊雷娜才回到巴黎，並嫁給了母親的研究助手弗雷德里克‧約里奧。

 

　　不過，瑪麗原本對這樁婚事並不樂觀，她害怕約里奧只是想利用「居禮」的名聲佔女兒便宜。她甚至試著勸告伊雷娜簽署婚前協議，以防女婿未來會控制女兒的財產。瑪麗希望完全確保女兒成為居禮家族放射性物質成就的唯一繼承者，但伊雷娜並未聽從母親建議，後來也證明是瑪麗多慮了。

 

　　這對夫婦為了紀念居禮的姓氏，採取了雙姓合一的方式。而弗雷德里克極為敬佩岳母，也毫不猶豫地接受了她的要求：預備和充實自己成為伊雷娜往後的研究夥伴。約里奧－居禮夫婦的科學研究著重在人工的放射性物質，以及對裂變現象的研究。1935年，他們因「合成了新的放射性元素」雙雙被授予諾貝爾化學獎。

 

 

　　格蒂‧特蕾莎與卡爾‧斐迪南‧科里

 

 

　　格蒂‧特蕾莎‧拉德尼茨（Gerty Theresa Radnitz，1896－1957）出生在一個女性難得有機會成為科學家的時代，而她也很爭氣地考取了布拉格大學醫學院，並在那裡遇見了未來的丈夫和研究夥伴卡爾‧斐迪南‧科里（Carl Ferdinand Cori，1896－1984）。他們在1920年畢業後隨即步入婚姻，並在兩年後移民至美國，離開了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破壞殆盡的歐洲大陸。他們抵達紐約水牛城的羅斯威爾帕克癌症研究所，繼續專注於醫學研究。

 

　　科里夫婦對葡萄糖的新陳代謝，以及它在人體中如何產生和傳遞能量特別感興趣。1929年，他們提出了科里循環（Cori cycle），該循環解釋了骨骼肌組織如何分解葡萄糖或糖原獲得能量，及衍生物轉化為肌肉組織中的能量，再合成並儲存在體內，它是了解身體如何管理能量的關鍵機制。1947年，科里夫婦與阿根廷醫生貝爾納多‧奧賽（Bernardo Houssay）共同被授予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格蒂也成為居禮家族之後，第三位榮獲諾貝爾獎的女性。

 

　　在科里夫婦於1929年發表科里循環不久後，他們離開了羅斯威爾帕克癌症研究所。但很快地他們見識到社會既定的性別偏見：有些大學願意提供卡爾正式的學術職位，卻拒絕聘用格蒂。格蒂只能在華盛頓大學裡擔任助理研究員，薪水僅卡爾的十分之一。這個情況一直到他們獲得諾貝爾獎的幾個月前，格蒂才終於被升任為正式教授，直到1957年因骨髓纖維化病逝。

 

 

　　邁－布里特與愛德華‧莫澤

 

 

　　經過將近七十年後，才有另一對夫婦獲得諾貝爾的科學獎項。2014年，邁－布里特（May-Britt）和愛德華‧莫澤（Edvard Moser），與約翰‧奧基夫（John O'Keefe）共同被授予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獲獎原因為「發現構成大腦定位系統的細胞」。簡單來說，三位科學家的研究讓世人得以知道，大腦是如何建立環繞自身的空間輪廓，以及如何在複雜的環境下找到導引的路徑。

 

　　莫澤夫婦在奧斯陸大學研讀心理學的時候，重新研究了約翰‧奧基夫於1971年進行的研究。奧基夫的研究發現內部定位系統的第一個組成部份：海馬迴附近的細胞對空間記憶和定位的重要性。三十年後，來自挪威的莫澤夫婦發現了另一個關鍵組成部分：一些神經細胞生成了協調的系統，並能夠精確的定位空間。

 

 

　　安東萬與瑪麗－安妮‧拉瓦節

 

 

　　回到十八世紀，當所有榮獲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夫婦還沒出生（當然，諾貝爾獎也還不存在）的時代，科學史上第一對科學家夫婦出現了：瑪麗－安妮‧皮埃雷特（Marie-Anne Pierrette，1759－1836）與被尊稱為「近代化學之父」的安東萬‧拉瓦節（Antoine Lavoisier，1743－1794）。拉瓦節夫婦於1771年12月16日結婚，兩人運用女方嫁妝建立了一個設備齊全的實驗室，並開始合作進行研究工作。他們日後的實驗證明了質量守恆定律，以及發現水是由氧和氫所組成。

 

　　雖然瑪麗－安妮經常以「拉瓦節夫人」的形象被世人銘記，但事實上她在研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她以充足的英語、拉丁文和法語知識，為丈夫翻譯了許多重要的學術文獻：例如他們駁斥愛爾蘭科學家理查德‧科萬（Richard Kirwan）提出的燃素說，就是瑪麗－安妮自己點出該理論的化學錯誤。除此之外，她還具備精準繪製實驗設備和公式的能力。

 

　　可惜好景不常，拉瓦節夫婦的科學革命被一場歷史性的政治事件所中斷：法國大革命。1793年11月，安東萬‧拉瓦節和岳父被逮捕，並被雅各賓派指控為叛徒。雖然瑪麗－安妮試圖證明丈夫科學研究的重要性，但仍沒有任何幫助。1794年5月8日，五十歲的安東萬‧拉瓦節與27個稅務官被送到斷頭台上處死。物理學家約瑟夫‧拉格朗日（Joseph-Louis Lagrange）在次日悲痛地說：「他們只要一瞬間就能砍斷他的頭，但即使再過一個世紀法國也找不到像他一樣傑出的腦袋。」一年後，瑪麗－安妮沒有繼續追求科學工作，而是出版了研究的回憶錄，而新的法國政府也重新認定安東萬‧拉瓦節無罪。

 

 

圖片出處

Imagiva、Amazon、Wikipedia、Britannica、ND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