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東歐社群都小到所有人知道所有人的事，然一旦塵埃落定，檔案、照片、備忘錄、報告都歸檔之後，還存在另一個世界，一個更為虛構、但也更易理解的，由信件、日記、回憶錄和詩構成的世界，小說的真相，顛覆性想像與反抗的最後庇護所。

 

 

文｜賽斯‧諾特博姆（Cees Nooteboom）

譯｜李佳純

 

1990年，三月九日 

 

　　我醒來的時候，聽到一名女子的聲音在廣播裡焦急地問：「要是依照第二十三條款加入西德，墮胎會變怎樣？」「嗯，根據西德憲法，我們所知的墮胎在這裡會變非法。」與她對話的男人說。他接著列出其他會一併被丟掉的：日間照護、保障、女權。真實、嚴酷的資本主義社會就要來了，她只能學著共處。他的語氣近乎恐嚇，她覺得難以接受。「對，但……」她開口，兩難的困境和速度不斷加快的改變就包含在這兩個簡單的單字裡。一列疾駛停不下來的火車的比喻，這幾個禮拜經常被提到，但事實上有兩列火車：還有一列慢速火車由東往西開。十一月九日愛與團結的氣氛已經消失，東邊的人說西邊的人想廉價買下他們的國家，西邊的人則說東邊是個無底洞，他們辛苦掙來的馬克掉進去就不見。

 

　　實際上正在發生的事當然非比尋常。威廉二世時期的德國快速邁向一次世界大戰，血腥敗戰後，受到殘酷又短視的懲罰。接著，受壓迫的勞動階級有了短暫的機會：威瑪（Weimar），良好的立意、混亂、通貨膨脹、算計政治家傲慢拒絕知識分子的獻策、法西斯主義崛起、希特勒、另一場戰爭。雖然第一次統一是在俾斯麥掌權之後才有的，但這裡一直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分裂是後來的事。然後一個變富有，一個變貧窮，一個接受幫助，一個被剝削，一個被迫背負過去的心理負擔，另一個是物質負擔，許多的相互憎恨因而產生。幾乎算是一個人民（但也不太算）的兩國人民，應該放什麼音樂來跳雙人舞？在新統一的激動華爾滋音樂巨大音量之下，另外一種音樂還在放，速度慢得多，那是四十年分離歲月的配樂，無論用金錢或法令都沒有人能忘，這音樂的舞步是另外一種的，不相容的，讓高傲的舞蹈教師的動作看起來不再那麼有威嚴。歷史是由自身構成的物質。如果不去看斷奏似的（Staccato）報紙頭條，而是仔細聽，你可以聽到巨輪以無比慢的速度在碾軋，歷史的穀子連一顆都跑不掉。

 

　　東部海濱度假勝地塞林（Ostseebad Sellin），東部海濱度假勝地賓茲（Ostseebad Binz）。我看著阿曼多熱切觀察度假別墅的垂死掙扎，其礦泉浴場看起來像沒錢買化妝品的老女人。「親愛的年金請領者，不要讓恐懼製造者有任何機會！接納自由和繁榮！」基督教民主黨聯盟（C.D.U.）用黑、紅、黃色字體大喊。「樂觀邁向未來：德國社會民主黨（S.P.D.）週日獲得百分之四十四支持率。」德國社會民主黨大聲反擊。身為外來者的我們，在風雨中開車尋找德國藝術的一個神秘地點，呂根島施圖本卡莫岬（Stubbenkammer）的科尼史圖白堊懸崖（Königsstuhl），一八一八年，卡斯巴．大衛．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畫了《呂根島的白堊懸崖》：三個人物，兩男一女，一個坐著，一個靠著，另一個四肢著地，都背對觀者，左右是高大的白堊懸崖，畫面望向無盡的大海。歌德做了一件刁鑽的事：他把畫放顛倒，創造了一個陰森的冰窟，三個人物像蝙蝠攀附著鋸齒狀的洞頂。我想到就頭暈，我可不要去想像現在這個場景上下顛倒，因為西蒙娜在場，我們剛好就是三個人的組合，可以擺出一模一樣的姿勢。

 

　　我一定是演那個往深淵貼近的好奇傻瓜；背後不以為然的德語叫我退回去：你不能那樣，規定不可以。我該怎麼解釋？我應該說這些欄杆當年不存在嗎？他們難道沒看見我的高帽子就在我身旁草地上嗎？不，他們看不到，一如他們看不到我的畫家友人銳利的視線，或是我妻子的紅色洋裝，以及海上的兩艘帆船，曾經，在一八一八年的那一天，在另一個德國，海在帆船的對照之下看起來大得多。

 

 

　　於是我們的Winterreise（冬日旅行）繼續：廣播裡的丹麥語及瑞典語、燈塔、倒扣在海灘上塗了黑焦油的漁船。我漫步離開其他人，走到一條小路盡頭，站在一個有紅星的鐵門旁。我看不懂標誌，但沒必要看懂。我已經知道這是什麼：這是一個崗哨，裡頭有一個俄國士兵。他的遮蔽所的窗戶已被風吹走，只剩一塊不斷飄動的塑膠布為他遮擋刺骨寒風。他戴的冬帽上也有一顆星，他正看著我。我感覺得出來兩人都想說些什麼，但決定不說，一個守衛和一個漫遊者，兩個外來者在第三者的領土。

 

　　萊比錫，三月十三日。《萊比錫人民報》（Leipziger Volkszeitung）的短文：「匈牙利：蘇聯士兵返鄉。蘇聯自週一起從匈牙利撤軍，機槍隊遣返回國。」有些東西不斷返回，直到遇上自己的回音。我曾經談過這個概念，它似乎不願意離開我的系統。一九五六年，我去了布達佩斯。是巧合，也是為了探險，倒不是因為什麼明確的信念：有個攝影師打電話問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去，他聽說那邊發生暴動。我在幾天之後離開布達佩斯，比俄國軍隊早一步。我聞到戰爭的味道，發現那還是我熟悉的燃燒臭味。夜裡放在窗邊的蠟燭：為死者守靈。被吊起的拉科西（Rákosi）胸像和史達林胸像。三十多年後，我在喬治．康拉德（György Konrád）的小說《輸家》（The Loser）又遇上這個影像，在小說中與現實重逢——證實了我沒記錯。路邊橫屍，人們在其上吐口水。屍體嘴裡塞著鈔票，這些人是秘密警察的密探。之後，我看到他們行刑的照片，不堪描述的表情，手舉起來企圖擋住子彈的一瞬間。這個世界背後的世界，重現在彼得．納達斯（Péter Nádas）謎樣的小說《家庭史的結束》（The End of a Family Story），透過一個孩子的眼睛來看史達林主義的世界：背叛和死亡交織成的妄想，扭曲了成人的世界，無情地暴露其令人無法忍受的真相。

 

　　他們得留在那裡，而我可以回家。人們問我們何時再來，何時能幫忙，這些問題沒有答案，因為唯一的答案讓人說不出口。我們不會再來。我寫了生平第一篇報導，大概很差勁。我用這句話作結：「俄國人，回家。」暴力和羞恥心為我上了一課。從此之後，除了東柏林之外，我沒有再去過東方集團國家；我辦不到。回到荷蘭，一片歇斯底里的氣氛，真相的組成遭到攻擊，那一類的事。我才剛加入的筆會（PEN Club）討論要驅逐共產黨成員。這彷彿是我才剛經歷過的事，只是規模比較小，而我反對。當驅逐還是發生了，我離開筆會。我才剛從那邊返家的中歐開始石化，那顆石頭一直到最近才粉碎。

 

　　在未來的幾十年裡，將會出現那個年代的記錄—其中的屈辱、荒唐、背叛、卑鄙、恐懼和驕傲。但唯有在康拉德、海恩（Hein）、莫妮科娃（Moníková）、昆德拉、納達斯等人的筆下，才能被留存得如此富悲劇性、憤世嫉俗、諷刺、嚴肅又滑稽。宿怨會解決，如同在每一次戰後，投機者和依附者會曝光。光鮮的新政黨創立者，是昨日史塔西（Stasi）的線人；留下的人會攻擊離開的人，反之亦然。東德作家工會代表大會在電視上的畫面就是預告：先前的特權人士，迷惘地看著自己的房子、津貼及海邊避居處消失，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嫉妒地看著那些已經以才華或政治勇氣在西德佔有一席之地的人。

 

　　每個東歐社群都小到所有人知道所有人的事，然一旦塵埃落定，檔案、照片、備忘錄、報告都歸檔之後，還存在另一個世界，一個更為虛構、但也更易理解的，由信件、日記、回憶錄和詩構成的世界，小說的真相，顛覆性想像與反抗的最後庇護所。

 

 

（本文為《邁向柏林之路：德國土地與歷史的迂迴與謎團》部分書摘）

 

 

 

 

書籍資訊

書名：《邁向柏林之路：德國土地與歷史的迂迴與謎團》 Roads to Berlin: Detours & Riddles in the Lands & History of Germany

作者： 賽斯‧諾特博姆（Cees Nooteboom）

出版：蔚藍文化

日期：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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