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Mumu Dylan

 

　　過去三十年來，貧富不均（Income inequality，即貧富差距或收入不平等）的情形在全球逐漸增長。不僅是美國、中國和俄羅斯，就連長期被認為是貧富差距較小的瑞典和芬蘭也出現了增長的趨勢。那是什麼原因驅使了增長？這是否代表資本主義主宰全球，不再有反抗力量來阻止貧富不均的增加？或者，即使在資本主義世界裡，終有自我調節的機制來減低貧富不均呢？

 

　　知名經濟學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ć）建議，要回答這些問題必須直接了解過去歷史，並拉長至數百年來的經濟波動。米蘭諾維奇蒐集並分析了從十三世紀到今日的工資和收入數據後，大膽提出「貧富不均是週期性的波動」理論。他認為貧富不均的程度就如海浪，是一股不斷上升接著下降的波動，而且很可能將無止盡地循環下去。

 

 

　　貧富不均經常和貧窮混為一談，而收入則被簡化為財富或所得。但米蘭諾維奇提到，他所做的研究中對於「收入」的定義並未納入資本收益，例如物業或股票買賣的利潤，而是用經濟學家定義的「收入」：從自僱、工資、股息、利息和政府津貼中所獲得的收入流動，其中包括自有房地產以及家庭生產（例如農作物，這在較貧窮的國家很重要）的估算值。

 

　　此外，貧富不均與貧窮也不同。理論上的「貧窮」是藉由界定貧窮線，將低於某個數字的族群歸類為貧窮。原則上，貧窮會因為經濟成長而減少，但收入不平等與經濟成長間卻不存在這樣簡單的關聯。

 

　　從1980年代初期開始，全球所有發達經濟體的貧富不均情形明顯地增加，在美國、英國和以色列出現了最大幅度的差距；而像俄羅斯等前共產主義國家，或是印度和中國等新興的經濟體中，國內貧富不均的情形也增長了。

 

　　這個趨勢震驚了所有的經濟學家，因為在1950至1960年代提出的理論認為，重新分配的高度政治需求，將會使貧富不均的情況降低進而讓各國經濟「進步」（即國民收入、財富和教育程度相對提高，而出生率和死亡率相對降低）。同時，當時的經濟學家還推測，過去在歷史上較為貧窮的國家也會因為參與更多的國際貿易活動而增加出口和勞動力需求，進而減少國內貧富不均的情況。但目前的情況看來並非如此。

 

 

　　近年來，經濟史學家藉由十幾個國家的檔案數據，來估算歷史中貧富不均的程度。其中包括西班牙、義大利和低地諸國（包括現在的荷蘭），最早可追溯至中世紀初期。而其他像美國和拉丁美洲等年輕國家，最早也能追溯至十八世紀末期或十九世紀初期。

 

　　現代經濟學家研究了稅務記錄檔案、因軍事行動而進行的人口收入普查，一直到歷史中大家族的私人收藏後，發現貧富不均現象在近幾個世紀是有盛有衰的情況。此外，雖然驅使貧富差距增長或減少的因素各不相同，但真正的原因卻只有幾種。

 

　　在前現代社會（工業化以前）中，影響貧富差距的盛衰大多為非經濟性的因素。例如傳染病流行抑制了貧富差距：部份人口因傳染病死亡，導致工人數量減少使他們的工資提高。而由於征服者奴役和掠奪，戰爭則提升了貧富差距。或者最為常見的情況：多數人口陷入飢荒死亡，直接減少了貧富差距。事實上，傳染病和戰爭兩種原因，幾乎就能解釋西班牙從十四世紀初到十九世紀中期絕大部份的貧富差距變化。

 

 

　　而在現代社會中，經濟則是推動貧富差距變化最主要的因素。幾乎整個十九世紀，英國和美國都因蒸汽機和軋棉機的發明，導致貧富差距的提升：由於高需求和低競爭，使投資新興商品和服務的人們因此賺取了大筆的租金。而此時的貧富不均也可能是因為當時人們大量地從農村移入城市，希望能獲得更優渥的待遇和多樣化的工作機會，但也因為這個原因出現了更多的不均等待遇。

 

　　數據顯示，英國的貧富不均在1870年左右達到了巔峰。此時的英國勞動力需求逐漸上升（部分原因是人們先前離開國家到外國找尋機會），因此立法限制了童工和工時規定，使勞工環境開始有了改善。在美國，貧富差距約在1920至1930年代達到了頂峰，但由於大量的歐洲移民讓它減低的速度比英國還來得慢。

 

 

　　在此之後，貧富差距開始大幅度的降低，而這大多與進步的現代化有關。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殃及了許多國家並摧毀了大量資產（特別是在德國、法國和俄羅斯），再加上對富人課徵重稅資助戰事，使貧富不均的情況明顯地降低。而這些變化也隨著社會主義運動和工會的出現、公共教育的大規模拓展和婦女參與更多地勞動工作，大多數發達國家的人民在半個世紀中日益均等。對西方國家來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直到八Ｏ年代初期，是一場貧富之間的大調和。

 

　　最終，這種調和也開始發生在世界各地。諸如土耳其、伊朗、韓國和埃及等發展中國家進行對無土地人口分配土地、引進教育制度和創設國有企業（經營鐵路或生產糖和煤）等政策促進了國民的經濟平等。而在蘇聯和捷克等共產主義經濟體中也是如此，政府將工廠收歸國有並分配人民工資。

 

　　米蘭諾維奇認為綜觀歷史給人類的經驗，驅使貧富差距提升和減低的力量包括經濟、人口和政治因素，而它們還可二分為「惡性」或「良性」。惡性力量包括傳染病、內戰、國家體制崩潰和戰爭；良性力量則包括科技革新、全球化、教育和國家政策。

 

 

　　這兩種類型的力量至今仍存在於現代：兩次世界大戰或許是人類歷史中最無情慘烈的悲劇，但也是讓貧富差距回歸均衡狀態的力量。而科技變革的資訊時代也產生了許多的良性力量，類似於兩個世紀前工業時代為人類帶來嶄新的生活。

 

　　米蘭諾維奇認為，人類若能妥善運用四種良性力量，將有效減低正日漸增長的貧富不均。否則，將可能出現翻轉目前趨勢的惡性力量。在富裕的西方世界、俄羅斯、土耳其和中國，政治家們正轉向由民族主義為主軸的民粹政策，以安撫國內的不滿情緒。對政治人物來說，操縱人民情緒是比改變現行制度還更為容易的選擇。這種政策使外國人成為替罪羔羊（無論是移民或是外來者），並轉移人民注意國內現存的問題，最終將可能引發國際衝突。

 

　　米蘭諾維奇相信，過去的歷史事件並非偶然，而是積累許久的不平等急劇加深所導致的直接後果。他說道：「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讓人類學到了什麼教訓，那就是國內的不滿情緒是能夠轉移到國際舞台上，這種偏差將會導致災難發生。」

 

 

 

參考報導：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