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號稱擁有五千年歷史，但真正具有文獻記載年代的「信史」卻始於公元前841年的西周共和元年，此前的歷史年代則模糊不清且不一致，僅只有各王的世系記錄，因此中國文明的最早起源至今仍沒有定案。

　　於是中國政府在1996年啟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旨在探尋華夏民族的真正起源。但該計劃的動機被許多西方學者批評，認為這是一場政治和民族主義而非學術性的考古工程。果然，2000年該工程結束發表成果後，其結論和研究方法引起了中西學術界的質疑。雖然最後以不了了之的方式收場，但研究過程卻意外出現了另一個理論：中國文明起源於古埃及。

　　1996年，當時還是博士研究生的中國地球化學家孫衛東在科技大學的放射實驗室裡，負責為兩百多個青銅器皿進行分析，其中部分出土於殷墟遺址。而他發現商朝青銅器的放射性活度與古埃及的青銅器幾乎擁有相同的性質，這說明了製作器皿的礦物來源相同，都是來自非洲的礦產。

　　在當時這很可能會引發巨大的爭議，於是孫衛東的博士指導教授阻止他呈報上去，並要求他交出數據結果後將他調到了另一個研究項目。但這沒有阻礙他對此重大發現的興趣，近年來他提出的「中國文明起源埃及」理論不但在國際發酵，中國民間也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相關研究。

　　主流學界普遍認為，中國的青銅器時代技術最早是由西北方的民族，穿過古代的絲路路線傳進中原地區；但孫衛東主張，他們其實是從海路傳進來。根據他的說法，將青銅器技術引入中國的是西克索人（Hyksos），西克索人在公元前十七世紀從中亞入侵埃及東部推翻了舊有王朝，並建立第十五和第十六王朝直到他們後來被古埃及人驅逐。

　　孫衛東指出，西克索人當時擁有的所有技術，幾乎與殷墟遺址中發現的相同，像是青銅冶鑄、馬戰車、文字和馴養動植物。此外，由於學界已經知道西克索人已經擁有造船打仗和貿易的技術，讓他們能揚帆駛向紅海和地中海；因此孫衛東猜測，當時有少數的西克索人帶著其青銅器技術和文化，逃離了這個正在衰敗的王朝，而最後落腳的地方就是現在的中國。

　　雖然學術界對他的理論抱持開放態度（網路上則大多是謾罵），但它仍屬非主流理論。自九Ｏ年代以來，大多數中國考古學家都已經接受，許多擁有青銅器時代技術的民族是從中國以外的地方遷移來，但他們並不認為這是一次從中亞直達中原地區的大遷徙。普遍認為這是一場緩慢、橫跨北部邊疆與歐亞草原的文化交流過程，透由貿易、貢品和嫁妝等方式引進。

　　事實上，孫衛東的西方起源理論並非空穴來風，而且在更早之前曾被重視過。當晚清的國力嚴重衰退並明顯落後於西方列強時，反清的知識份子便開始認真審視中國文明的根源，並首次找到了與西方有關的論點。他們被法國語言文獻學家拉克伯里（Albert Terrien de Lacouperie）於1892年出版的《中國早期文明的西方起源，從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200年》（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from 2300 B.C. to 200 A.D.）所吸引，這本書在1903年被翻譯成中文，拉克伯里將美索不達米亞的楔形文字和《易經》的卦象對比後，提出了中國文明起源於巴比倫的論點，而黃帝則被認為是帶領人民離開中東的國王奈亨台（Kudur Nakhunte），並在公元前2300年左右遷移到黃河流域的中原各地。

　　清末民初的史學家劉師培是第一個大力推廣「巴比倫起源」的學者，而到了1915年時該理論也已變得普遍，甚至連袁世凱和孫中山等政治人物，都曾公開支持該說法。此外，民初的革命派不僅認為「西方起源說」是歐美最新的科學觀點，而且還帶來了一種希望：正因為與其他偉大文明具有相同的祖先血緣，所以中國沒有理由無法與其他歐美發達國家並駕齊驅。

　　但這個說法在1920至1930年代初期逐漸式微，由於日本侵略升級和民族主義政治抬頭等因素，中國歷史學家希望西方帝國主義能遠離中國，該說法也失去了吸引力。與此同時，考古學家發現了新石器時代的龍山文化以及商朝文化遺址。最終，「西方起源說」被另一個折衷的論點取代：中國文明雙重起源理論。該說法提出，由於東方的新石器文化往西遷移，並遇到了從西方往東遷移的另一個新石器文化，接著民族融合形成了最初的商朝文化。當時該論點成為了中國學術界的主流，一直到1950年代。

　　1949年中共建國後，中國考古學開始朝更激進的極端民族主義前進。用亞洲歷史學家詹姆斯‧萊博爾德（James Leibold）的話來形容：「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中國科學界蒙蔽了自我，民族主義和專制政權要求解讀考古證據，必須要能證明中國文明起源的原生性，而非外來遷移。」已故異議人士，同時也是中國考古學家童恩正曾寫下：「1949年後，毛澤東實施了全面的反西方政策，最終演變為完全排外。而中國考古學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許多影響。」

　　雖然意識型態的偏見從1978年改革開放後逐漸消退，但中國考古學的終極目標仍然想「拼湊」出一段民族歷史，最有名的例子就是1996年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哈佛大學人類學家李潤權說：「考古學的作用經常淪為民族自尊心與合法性的代言人，除了解釋民族起源，某種程度上是為其語言、文化和領土正當性辯護。這代表了絕大部分的考古學傳統背後，都被民族主義的衝動所驅使。因此像以色列把考古重點放在舊約時期；北歐各國則側重於維京人。而我們應該質疑的重點是：研究學者在過程中是否能保持其科學嚴謹性。」

圖片出處

Freedom of Research、Message to Eagle、Facts and Details、Ｗikipe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