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精神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中，艾倫‧布魯姆曾經抱怨美國大學生對「惡」的想像非常貧乏，通常就只有「希特勒」這個名字，他是魔鬼的化身，具有糾集無數擁躉，幹出極端惡行魔力，是一個謎一般的引誘者。與這種惡魔化身想像相對應的，是希特勒在大螢幕上的各種滑稽形象──嘲弄元首的元祖，自然是卓別林的《大獨裁者》。

　　在某種程度上，《吸特樂回來了》不能算是這樣的滑稽喜劇，在〈大獨裁者〉等文本中，令人發噱的是希特勒本人的「真相」，不管是《大獨裁者》中與獨裁者神似的猶太裔理髮師，或者是《我的元首》（Mein Führer）中，那位尿床、吸毒、陽痿、帶著玩具戰艦洗澡的帝國元首，少不了圍繞在他身邊，手忙腳亂拼命掩飾帝國最高機密的幕僚們。

　　而在《吸特樂回來了》中，這位穿越時空而來，仰望著沒有戰機呼嘯而過的藍天，聽不到爆炸與警笛聲，身著納粹軍服在柏林明媚午後「醒過來」的男人，並沒有任何需要被幕僚或黨衛軍竭力隱藏起來的不堪「真相」，《吸特樂回來了》的最大反諷就是「他是元首本人」。一切讓他顯得可笑的，不過就是他與當前這個世界的格格不入，例如，對著身著球衣的青少年大喊「帝國青年羅納度」。

　　然而，這個格格不入並沒有維持很久，這位從1945年穿越而來「希特勒先生」，很快就熟悉了週身世界，藉由快速密集的閱讀，他迅速就了解了這將近七十年來世界的變化，甚至，也很快就學會網路，通達網路世界的運作規則。

　　漫長的沉睡歲月，也沒有讓他失去當年在德國崛起的天賦，他一眼就洞悉了沒天份導演「元首去爬山」、「元首去看海」的腳本完全不行，要引起公眾關注，最好的辦法，還是以前他那一套：讓不滿的人民講政治。而對於身邊人物的性格缺陷與能力的判斷，「希特勒先生」更是幾乎精準，顯然政治才能滿點。

　　如果這真的是希特勒本人，而一切曾經讓他叱吒風雲的政治能力也幾乎沒有貶值的話，會發生什麼事呢？答案是：什麼也不會發生。就跟所有曾經走紅的素人偶像一樣，「希特勒先生」在網路上迅速得到了廣大的關注，接著也同樣因為被爆出私德問題（當然，這端看怎麼定義槍殺一隻小狗）被唾棄，沉寂一段時間後，重新再出發，開拍電影或者寫書。一個一個偶像，都不外如此，「希特勒先生」所經歷的一切，其實不過就是當代媒體生態的日常。

　　真正讓人民畏懼的，與希特勒相關的一切種族屠殺與極權主義，並沒有真正在後希特勒時代絕跡，沒有希特勒的極右政黨，也可以在考驗歐洲核心價值的難民危機中，趁勢而起，跟當年的納粹黨其實沒有兩樣。這個世界再也沒有送進千萬猶太人的集中營，但有數百萬的非洲人死於愛滋病與飢荒，再也不見發動爭奪生存空間的極權主義體制，但我們發明新的無人機，好進行一場不用貼身作戰，就能殺死無辜平民的戰爭遊戲。

　　其實，這個以為已經擺脫希特勒陰影，能夠在希特勒的丑化形象中安慰自己，一切都已經過去了的戰後世界，某種意義上不過是現代化的寡頭政治，10%的人掌握一切的政治經濟主導權，而舊體制的貴族比例也差不多10%。政商菁英操弄複雜的金融遊戲，發動席捲亞非的新圈地運動，驅逐了當地居民，讓世界將近一半的人口生活在赤貧狀態。剩下的40%是主要集中在西方國家的「中產階級」，他們生命最重要的目標是不要淪落到一無所有，恐懼的情緒讓他們既自負又脆弱，既孕育出排外與種族主義，又滋長對赤貧階級的冷漠無感：那些被社會遺棄的賤民們，無論如何，「我們」都不會成為「他們」。

　　當我們不斷強調希特勒及其極權主義，是基進與極端的「惡」時，某種程度上意味著，當前的體制也許不夠正義，但絕對不是有罪的，因此也就更不會是「惡」。當「希特勒先生」說「是人民選擇了我這個領袖」，這句話必須完全脫離脈絡，倒過來解讀：人們相信真正的惡，是像希特勒那樣，像納粹那樣，但不是像我們這樣。我們──也就是人民──不可能是惡。

　　一直以來，「希特勒」都是個便宜的形象，蒙蔽我們更深刻思考，正在這個星球各個角落發生，規模不會小於納粹德國，各種「惡」的現象。

　　必須告別希特勒，才能真正在思想上對抗「希特勒」。正如杭士基（Noam Chomsky）所說，「如果紐倫堡大審的標準一體適用的話，那麼戰後每一任美國總統都該被處死才對」。希特勒並不是歷史中的特例，也不是惡魔的化身。希特勒就是我們意志的體現。

電影資訊

《吸特樂回來了》（Er ist wieder da）－David Wnendt，2016[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