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Daniel Steinmetz-Jenkins、Alexander Arnold

譯｜蕭育和

 

　　前陣子，雅各賓俱樂部網站發佈的訪談〈我們能批判傅柯嗎？〉，引起了一波波的迴響。來自比利時，彼時還少有人知的青年社會學學者Daniel Zamora，在訪談中宣稱傅柯──這位過去三十年來為基進思想做出巨大貢獻的大師──不僅僅促成自由市場意識形態的風行，也必須為左翼政治的無能對抗，負起責任。

 

　　訪談刊出之後，立刻引來眾多學者與知識分子，氣急敗壞地為傅柯辯護。傅柯的支持者主張，即便傅柯從來都不是正規社會主義者，但他可從來沒放棄對基進政治的奉獻，琵琶別抱促成現代右派崛起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

 

　　Zamora並沒因此改變心意，訪談發佈後五天，他加碼發佈了另一篇短文。他說傅柯「以一種完全跟上當下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方式」，「為摧毀福利國家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意料之中，傅柯的辯護者，則繼續斥責Zamora的主張毫無根據、去歷史化、對傅柯作品的閱讀完全是意識形態導向。

 

　　作為某種實踐，知識分子三不五時就會爭辯彼此對重要哲學家的解讀，但少有討論能達到Zamora訪談所引發的強度。他確實觸動了敏感的神經，傅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在許多面向上其實是關於一個更深刻問題的代表性論辯：當左翼在70年代開始倡議「社會邊緣」，而非傳統勞動階級時，是不是個致命的轉向？Zamora要我們相信，這答案是肯定的，而傅柯就是這個轉向最大的驅動力。

 

　　Zamora這個引發爭端的主張，假定了一個對現代歷史的特殊理解。在他的解讀當中，過去這四十年來，左翼已經四分五裂並且迷失了方向。曾經左翼把自己當作對抗經濟剝削的主要力量，可是在70年代，許多左翼放棄了全面社會經濟變革可能的信念，對於核心的政治問題，採取了一個安逸與保守的立場。

 

　　Zamora主張，最需要為此負責的是70年代的基進論者，他們為了一個更聚焦於被排除者權利的陣地，賠上了「階級鬥爭」的大旗。這些以傅柯為首，誤入歧途的運動者，從而不再是變革社會經濟的力量，甚至不知不覺被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誘惑」，在他們的支持之下，新自由主義「大獲全勝」，造就了今天，前所未見，不平等現象驚人的舉世激增。

 

　　Zamora自認證據確鑿，信心十足地做出這些論斷。這個訪談的目標是希望更多人關注他甫編輯完成，於2014年底出版的新書《批判傅柯：80年代與新自由主義的誘惑》（Critiquer Foucault: Les années 1980 et la tentation néolibérale，英譯本Foucault and Neoliberalism於2015年11月出版），這本書完整收錄了Zamora在訪談中只能粗略述及，控訴傅柯的有力裁決。

 

 

　　在這本書中，Zamora側重的是，他所認定的傅柯新自由主義傾向的癥結。其中最重要的論證之一，是傅柯與新自由主義極其相似，對於福利國家的批評。跟新自由主義者一樣，傅柯認定國家機制的強制性力量，已經到了一個無法接受的水平，同樣地，傅柯也跟新自由主義者一樣，相信需要用一種新的政治組織形式，取代戰後的福利國家模式，避免對其人民強加僵硬的結構。

 

　　對熟悉傅柯作品的人來說，傅柯對戰後法國國家的批判，並不讓人意外，對於那些強把人歸入預設範疇的結構，傅柯更是不遺餘力反對。在許多面向上，傅柯70年代對於國家機制的批判，立基於他早前，想要把個人從施加於他們身上的因襲規範中，解放出來的哲學計畫，他對國家的批判很明顯是質疑所有規範性結構，長期哲學計畫的一部分。

 

　　單純指出他對國家的批評言論，並不足以證明他被新自由主義「誘惑」，除了對國家的泛泛批評，我們可能需要證明，在傅柯與其時代的新自由主義者之間，還存在更深刻的親緣性，才能把兩者連結起來。

 

　　而Zamora要證明的就是這樣的親緣性確實存在。他的憑據是傅柯在70年代末期的公開講座，以及傅柯在他生命晚年所做的一些訪談。不過，Zamora討論的這些素材並沒有新東西，期待該書有任何新的檔案發現可能要失望而歸，而且，如果我們仔細閱讀這些素材，可以發現這無法支持他所做的結論。

 

　　舉個例子來說，Zamora說，傅柯否認有「健康權」這種東西的想法，跟新自由主義者不謀而合。可是，傅柯固然不同意有這樣的權利存在，但他並不像新自由主義者那樣，認為國家提供醫療照護，將會與個人自由扞格，或者無益於個人自由。傅柯認定，健康無法量化，它是一種主體性特質，而非事實，因而無法透過法律來強制乃至於「保證」。

 

　　傅柯並不像Zamora所說的，「再生產」了新自由主義俗見，他採取的是一條不一樣的思路，他並沒有論稱個人應該在公開市場購買健康照護，傅柯談的是，一個政治共同體，應該採取必要措施，來保障個人有生活在益於其健康的環境的權利，並且集體決定最佳方式的權利。

 

　　傅柯對法國70年代健康照護體系的批評並沒有疑問，但沒有「無條件支持健康照護體系」，並不代表傅柯對新自由主義誘惑退讓，像是Zamora要我們所相信的那樣。傅柯的批判旨促使人們創意性地重新思考這個體系，並同時維持它對健康照護的基本許諾。

 

　　在這些Zamora錯誤地指稱是傅柯屈服於新自由主義觀點鐵證的訪談中，傅柯對於公衛的關注，以及他對公衛體系能否透過市場實現的懷疑，其實都歷歷可見。傅柯這麼說，「不用說，我並不是主張一種野蠻的自由主義：有辦法的人得享健保覆蓋，沒本事的人就自己想辦法。」

 

　　Zamora對傅柯的批評也採取了另一種形式。Zamora指出，傅柯對於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思想許多重要的面向，都寄予同情。傅利曼經常被當作新自由主義的教父，傅利曼倡導最低收入補貼（the negative income tax），不管人們是否有工作，都能保證最低限度收入的負所得稅政策。

 

　　傅利曼說，最低收入補貼的好處是，不管個人的收入超出某個限度有多少，所有人都能有一個基本生計供給。通過移除國家對於什麼構成財富的「正當」與「不正當」分配，做成規範性判斷的能力，傅利曼相信，最低收入補貼能尊崇個人的經濟自由，而戰後福利國家則無法。

 

　　在進入傅柯對於最低收入補貼的看法之前，Zamora說傅柯很明顯被這樣的論理所吸引，傅柯1978年「生命政治的誕生」講座中支持這種負所得稅的分析，是他的佐證。在這個講座中，傅柯──一如他往常的學術生涯──解讀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文本，是著眼於理解其內在理路。

 

　　可是，Zamora卻說，當傅柯討論最低收入補貼的想法時，不僅僅只是描述而已，還「相當正面地評價它」。他的證據是，在讀到傅柯對於負所得稅的分析時，可以感覺到，對於負所得稅能避免強加行為模式，並一視同仁的好處，傅柯抱持了支持的態度。

 

　　Zamora必須得說「感覺到」對於這個想法，傅柯抱持了「某種支持」的態度，是因為在討論這個問題時，傅柯自己並沒有直接表現出這樣的支持態度。更遺憾的是，傅柯不只沒有明確的贊同，連隱秘的認可都沒有。

 

　　在開始慎重小心討論這個主題之前，傅柯告訴他的聽眾，他不會花太多的時間在討論這個主題，「因為時間緊迫，也因為不想讓你們覺得無聊」，這看來不太像是一個據稱得到強力支持觀點的開場。

 

　　接著，傅柯討論這類負所得稅的用語，很清楚是在描述別人的立場，而非他自己的，他的討論基本上是臚列其主要效應與意涵。傅柯非常敏銳地指出，這個政策的基本目標就是確保人們，即便得益於社會救助，也仍然有找工作，成為經濟競爭者參與市場的動機。他這麼說，「通過負所得稅，個人會得到一個消費既定水平的保證，只要有足夠的動機，或者，你喜歡的話，足夠的挫折，他仍然始終會想要工作，而且比起領取補助，最好還是工作。」

 

　　就像傅柯正確指出的，社會救助並不會遏制找工作的動機，如果人們還是有工作能做的話，這是新自由主義看待社會政策重要且不可或缺的論點。但傅柯也解釋的非常清楚，這個態度本身有賴於另一個構成新自由主義的理念。

 

　　這個理念就是「經濟基本上是一個遊戲，它被發展成參與者之間的遊戲，而整個社會都被這個經濟遊戲給滲透，國家角色之所以重要在於它界定這個遊戲的經濟規則，並且保證這些規則可以確實適用。」

 

　　20世紀諸多知名的新自由主義思想家，都團結在這個觀點之下，從海耶克與傅利曼，以及深受鼓舞，著手新自由改革的政治家，像是雷根與柴契爾夫人，然而，這卻不是傅柯所認可的。

 

　傅柯也許已經發現，沒有規範性束縛的新自由主義，在某種意義是可取的，但Zamora沒有辦法說明的是，傅柯曾經在哪裡直率地辯稱市場可以完全取代國家，成為社會的主要組織性力量。

 

　　這樣的說法更沒有出現在傅柯任何已公開的作品或評論。假如傅柯並沒有力挺這麼一個對新自由主義來說如此重要的理念，那麼在完讀Zamora以後，就還是留下了這個問題：真的可以說傅柯向「新自由主義誘惑」俯首了嗎？

 

　　人類學家Jean-Loup Amselle的論文也論稱，傅柯確實被新自由主義所引誘，但Amselle所認定的是另一種形式，不只是對新自由主義的研究，傅柯往後對於苦行修養的研究，助長了超資本主義。Amselle聲稱，這些研究讓人們相信不再需要為集體盡力，而要開始關注自身的發展。

 

　　毫無疑問，在他生命晚年，傅柯確實開始分析各種在心神與情緒上，個人能夠更好地照看自身的方法，同時，他也發現了新自由主義某些在哲學上幾乎繞不過去的面向。

 

　　然而，要說傅柯得為社會的零碎化──Amselle認為這助長了20世紀資本主義──負責，著實過度延伸，不只是誇大了傅柯思想中個人主義的程度，也高估了他對晚近歷史事件的影響。

 

　　這本書中的其他作者，並沒有像Zamora與Amselle那樣，宣稱傅柯對新自由主義的勃興，有那麼大影響力。他們的立論相對節制，歷史學者Michael Behrent的〈沒有人文主義的自由主義〉一文，就主張，要說傅柯為新自由主義吸引，主要是哲學上的理由。

 

　　傅柯是「策略性認同」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因為他認為這些理念少了他覺得反感的哲學個人主義，避免了對個人的規訓，而更傾向提供誘因來鼓勵或抑制個人行動，在傅柯看來，這是他對抗那些相信國家是全面變革主要動力左翼對手的有用工具。

 

　　可是，要論證傅柯與新自由主義之間共享某些面向，並不等於證明他是新自由主義正向社會視野的擁護者。從Behrent的論文，只能論斷傅柯與新自由主義者之間，在一些哲學觀點上有相近之處，並不等於傅柯就贊同，新自由主義要把社會方方面面都與市場法則一致的構想，或者主張用政治來實現這個構想。

 

　　假如是這樣的話，說傅柯被新自由主義給「誘惑」其實非常狹義，也並不是那個往後四十年在政治上舉足輕重的新自由主義。畢竟，Zamora所描述的「新自由主義的勝利」從來都不是Behrent所論證，吸引傅柯的那些東西，像是反人文主義。

 

　　更精確地說，新自由主義在政治上，在政治經濟上的勝利，確實來自於這些新自由主義哲學家的啟發，但其運用與效果有更複雜與廣泛的緣由。有趣的是，Zamora企圖論證，傅柯得為新自由主義造成的經濟不正義負責，但Behrent的論文對於這個壯志滿懷的理論計畫，卻貢獻甚少。

 

　　假如真的要批判傅柯的新自由主義觀點，恐怕在於傅柯錯估了新自由主義在其講座往後幾年的發展。Loïc Wacquant就在他的〈傅柯、布迪厄與新自由主義年代的刑事化國家〉論文中，就論稱傅柯對於19世紀與20世紀規訓社會的預測錯誤：一個通過像是監獄與收容所來控制、監控與常態化個體的規訓社會，其實正逐漸讓位給一個用比較間接方式來影響個體的社會。

 

　　Wacquant所論證的是，現實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像是勞動的去管制化以及金融市場，與規訓體制的擴張，是緊密交織在一起的。Wacquant這個傅柯的預測失準論，在Jan Rehmann的論文也得到共鳴。Rehmann認為，「治理性」這個傅柯認為對研究20世紀後期相當有用的概念，並沒有如傅柯所預想的那樣。

 

　　可是，要說傅柯對於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實踐的發展走向預測失準，或者他的概念並沒有如他預期那樣有用，都不能證明「後期傅柯的政治效應」必然有助於新自由主義的勃興，像是Zamora希望我們相信的那樣。

 

　　那什麼是「後期傅柯」的政治效應呢？據Zamora所說，傅柯引導左翼放棄了勞動階級，放棄了對抗剝削的戰爭，並對新自由主義的「反國家論」給予重要的支持，還加持了新自由主義的重要政策，像是負所得稅與瓦解全民健康照護體制。

 

　　我們已經證明，Zamora所引述的，傅柯對於這些政策的討論，並不等於贊同它們。我們也已經看到，基於傅柯並沒有主張要用市場來取代國家，成為社會的根本組織機制，傅柯的反國家論也根本不同於新自由主義。即便傅柯相信捍衛勞動階級，對抗剝削並非70年代左翼最重要議題，這也不是什麼新東西。

 

　　早在70年代之前，傅柯就已經批評馬克思對於勞動階級的過度理想化，並且無法看到在資本主義結構之外，更多阻礙社會變革的東西。對傅柯來說，認為無產階級與對抗剝削的鬥爭是歷史動力這個理念，是19世紀思想遺留下來的東西，越來越無法適用於20世紀的現實。

 

　　傅柯認為，要真的催化變革，左翼需要的是以新的方式催生社會的新面向。

 

　　在傅柯所有主張中，Zamora認為最危險的就是這個主張。一旦左翼像是傅柯這樣，繼續傾向為邊緣而戰，而非為剝削而戰，左翼將會無助地被新自由主義碾壓。

 

　　Zamora這個宣稱並不孤單，四十年來，一直都有人把20世紀晚期資本主義的勃興，歸咎於左翼在批判力道上失了準頭，無論是被維持現狀收編，還是孤身縮入學術圈。

 

　　對於晚近歷史的這類觀點，驅策Zamora著手批判傅柯，為了不讓左翼再繼續向下沉淪，Zamora相信，重要的是針砭出左翼錯誤轉向的時刻，好逆轉這個災難性轉向。

 

　　但不幸的是，把智識史工具化地運用，來重新引領當代政治的作法幾乎是不可能，特別是當這個被召喚的歷史是如此貧乏，不足以支持當事人所要的結論時，更是如此。

 

　　話雖如此，儘管Zamora的學術研究有所侷限，但他深信左翼應該在對抗剝削中重新出發卻是對的。如果是這樣，那就遠遠不是要遠離傅柯的影響了，或許現在正是重新處理傅柯思想的時候。畢竟，傅柯比大部分的人都更早認識到，整個社會正在經歷巨大轉變，因此，對抗剝削之戰要如何發起，也必然要跟著轉變。傅柯的思想，遠遠不是Zamora所想的那樣，令左翼無從思考對抗經濟剝削，反之，在一些重要面向上，他的思想還是能夠重新引領左翼。

 

　　但是，如果我們想要理解，現在這場戰鬥要如何發起，以及過去為何無法有效發動，那麼，還是需要跳脫傅柯的著作。與其抱怨過去的知識分子需要為當前的低迷情勢負責，或者向他們求助靈丹妙藥來解決我們的問題，最好還是開始多思考我們自身當下。

 

　　為了這個不平等的年代而「批判傅柯」，既找不到怪罪對象，也找不到出路。

 

 

原文出處：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

 

書籍資訊

《Foucault and Neoliberalism》（Critiquer Foucault: Les années 1980 et la tentation néolibérale）－Daniel Zamora，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