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報紙上看到美國婦女因為傷害胎兒遭起訴的新聞，我就開始思考這種事情是怎麼發生的；身體怎麼變成了一個公共空間，像電話亭一樣被破壞。」

──Rachel Cusk，《一生的工作：成為母親》

 

 

 

 

　　即便限縮於250年內的英國歷史，記錄「懷孕這件事」的文化建構過程仍是困難的。基於各種理由，生育無論對於婦女、女性主義者、擔心國族發展的人、醫療從業人員，都是太過複雜的問題，更何況以上四種身分有可能重疊在一起。

 

　　若我們試著把這本旨意遙深的書用簡單的方式講，懷孕這件事或許可以透過「不懷孕」、「懷孕中止」的面向得到更全面的瞭解。

 

　　根據作者克萊兒‧漢森（Clare Hanson）的看法，人類對於懷孕這件事在十八世紀以前其實是莫可奈何的。當時女性平均一生會生八個孩子，但能平安長大的不多。「對於沒有避孕跟墮胎方法的人們來說，期待嬰兒死產或夭折也許是唯一的解決途徑。」漢森因此評論：不能說孩子因此不重要，但孩子對父母的意義顯然跟現在是不一樣的。

 

　　三次典範轉移

 

　　懷孕的過程涉及兩個主體（其中一個在漫長的歷史中大部分時間不被認為是主體），母親與胎兒。兩者的關係，因十九世紀以來醫學與解剖的急速進展而快速轉變。在十八到十九世紀，對於母嬰關係的主流看法是「和諧共生」（harmonious symbiosis），在這種想像裡，母親與嬰兒彼此相安無事，互蒙其利，當時的時髦行業「男助產士」對懷孕女性的建議是：「忠實依循自然，身體就會因為懷孕而充滿活力」。這樣的建議聽起來很吸引人，但是除了過來人的經驗之外，毫無根據。

 

　　到了二十世紀，另一種概念開始盛行，那就是「寄生模型」（parasitism）。認為懷孕等同於罹患了九個月的疾病，若母親不好好攝取營養，胎兒會奪取她的養分。這樣的觀點經過折衷修正後，就是目前較為盛行的觀點，母親與胎兒之間的「競爭性關係」，沒有想像中簡單。某些醫學研究指出，若胎兒未能從母體得到充足的養分，會策略性的選擇犧牲某些組織的發育。

 

　　對於懷孕的概念因此可以想成具有至少三次的「典範轉移」。而在轉移的同時，懷孕也從私人的領域漸漸過渡至公開的領域。接生婆先是被男助產士取代，男助產士又被（一開始大多是男性的）婦產科醫師取代。產褥熱（一種流行於醫療院所內的致命產道傷口感染）的問題獲得解決後，女性不再流行在家中自己生產，而是到醫院接受醫療照護。

 

 

　　回歸「自然」

　　但在這同時，對於身體醫療化的厭棄也油然而生，二十世紀中期以前的婦女在醫院的生產經驗據信並不舒服，最主要是因為醫生與產婆不同，並不提供情感的照護。而在醫療保險較不慷慨於窮人的國家，如美國，一方面對少數民族（如拉丁美洲裔）的傳統產婆多所限制（文獻記載，她們被認為野蠻又骯髒），一方面又不提供窮人充足的醫療照護，導致了非裔婦女生產死亡的比率反而上升。

　　此外，醫療探索懷孕知識的過程也不是一路順暢，錯誤的事情有時會一再重複。二十世紀二〇到三〇年代，甚至一直到五〇年代，英國某些都市的婦女，都廣泛地被說服接受了放射線產檢，比例一度高達66.7％。但後來她們才知道，放射線對胎兒可能造成不利的影響。1956年，愛麗斯‧史都華（Alice Stewart）發表研究指出，X光可能與兒童癌症有關。加上超音波產檢終於被發明出來，才終止了這項可能沒什麼必要，但影響難料的醫療手段。當年一位為了診斷雙胞胎在腹中情況而接受放射線檢測的女性表示：「我有點擔心X光會不會有什麼危害，但那時你不覺得自己有權利質疑什麼。」

  

　　也有許多人試圖把懷孕奪回「自然」的領域中，但他們跟十九世紀時的助產士一樣，沒有任何證據，單純顯露了一種浪漫主義的精神。李德（Grantly Dick Read）在1933年開始提倡自然分娩運動，他主張原始人跟窮人更容易生孩子，而且認為婦女在生產過程中可以體驗一種「興奮」的感覺。儘管此一主張被漢森認為「與其說是自然，不如說是保守」，但「自然分娩」的概念與相關的組織還是得到了廣泛的認同。按照李德的信念而成立的英國「自然分娩協會」（現在改名為國家生育信託基金會）曾得到英女王的電話支持，透過一系列的產前課程，提供了產婦之間的精神支持。

 

　　自然與文化二元論

  

　　儘管漢森此書副標題寫的是「Pregnancy, Medicine and Culture, 1750-2000」，但她並不認為醫療與文化是對立的，事實上相對於所謂的「自然」而言，醫學是文化的一部份。這來自古典的二元對立觀點，「自然—文化」、「感性—理性」、「女人—男人」，三個詞組之間有著想像的聯繫。自然生產的反撲，以及號稱無法以理性言說的生產體驗、所謂女人的「天職」就此脈絡來說有跡可尋。 

 

 

　　但漢森反對自然與文化的對立二分，至少不應該這麼粗糙。她認為自然與文化之間的對立，必須具備特定情境（context-specific），界線可能是動態的。她以淡然的口吻說：「當代最重要的科學期刊，就叫做《自然》，可見自然的概念有多麼不確定。」就長遠看來，她也反對女性跟自然之間有特殊聯繫、或者必然擁有特殊的身體經驗等主張，因為這樣的宣稱可能導致女性再度回到非理性、不是行動主體的論述泥濘之中。因此，漢森謹慎地贊同後現代女性主義精神分析學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關於「變形（alien）」的主張，但否定了克里斯蒂娃區隔心智與身體的《聖母悼歌》。

 

　　回到一開始的問題，也就是懷孕的議題必須透過「不懷孕」、「懷孕失敗」才得以瞭解。在過去的250年間，「胎兒逐漸地被想像成人，而且是病人」。影響所及，墮胎的限制於二十世紀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點。在十九世紀之前，在歐洲跟美國中止懷孕並不違法，因為教會相信觀察到胎動之後，未來的嬰兒才具備靈魂。而胎動與否只有母親知道，因此幾乎不可能因為墮胎而受罰。但1860年以後，美國開始對墮胎進行了國家介入。但在這同時，避孕知識和工具也一樣因為宗教理由被法律禁止傳播。因此，二十世紀初期的婦女在意外懷孕時，便以衣架、毛線針等物自行墮胎，死於子宮被戳破的失血或後續感染者大有人在。

 

　　胚胎攝影術：建構為「人」、「病人」

 

　　在這裡必須提到「胚胎照片的騙局」，許多女性主義者指出，「胚胎攝影術」強化了胚胎作為「人」的建構。1965年《Life》雜誌上首度刊登了胚胎在羊水中吸吮手指的照片，但那一系列照片除了第一張之外，都是用死胎拍成的。而唯一一張不是死胎的照片，也是利用合成技術，模擬出胎兒在那個時間點還未發展出的皮膚。這張照片揭開了胚胎肖像的時代，也產生了一些效應。

 

 

 

　　漢森認為，胚胎的地位壓倒母親這件事，在英國遠不及在美國那樣嚴重。在美國產生了一些判例，讓國家得以介入控制懷孕婦女的身體。孕婦因為她不按照某些方式管理自己的身體，而遭到國家的起訴。美國的狀況讓英國女性不寒而慄。因為胚胎的「在場」，而抹殺了母親的「在場」。看得見（儘管照片不是真的）的胚胎，讓母親變成了看不見的透明器皿。直到現在，美國的墮胎禁令仍未完全得到解決，境內反墮胎恐怖行動仍在持續，執行墮胎的診所被放火焚燒，醫生被謀殺，但支持者並沒有一套令人信服的論述，支持他們何以堅持比十九世紀以前更嚴格的墮胎禁令。

 

　　十九世紀時，英國人擔心人口爆炸，馬爾薩斯論應運而生。而到了二次大戰後，出生率終於低於死亡率，英國又有很多人擔心種族「劣化」、「滅種」。漢森認為，供需法則在生育這件事情上扮演了主要的決定性作用，「懷孕越來越不常發生時，懷孕的結果才因此變得重要」。二十世紀社會學家的類比可能仍然有效，在商業化的社會中，女性是工人，孩子是產品，醫生是工頭。孩子本身可能不只是貢獻國家社會的「產品」，也是「消費選擇」，一種現代人不願意選購的昂貴消費。

 

　　這個問題可以扣連到近來台灣低出生率的問題。過去的經驗顯示，母職被極度強調的結果，其他的性傾向與選擇也被極度壓抑跟否定，這並不令人意外。漢森評論二十世紀初期科幻文學女作家霍丹（Charlotte Haldane）在支持人工生殖的同時，卻極度強調母職、並詆毀不這麼做的人是「第三性」（the third）時提到：「在一個只能依靠女人的身體才能繁衍後代的社會裡，這（母職）是女性所能打出的最好一張牌。」這句話或許也能這麼說，在有替代選擇的社會裡，生育就不再是必然需要打出的王牌。

 

 

 

 

書籍資訊

書名：《懷孕文化史：懷孕、醫學和文化（1705-2000）*此為簡中譯本》 A Cultural History of Pregnancy: Pregnancy, Medicine and Culture in Britain, 1750-2000

作者：克萊爾．漢森（Clare Hanson）

譯者：章梅芳

出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本文原刊載於國立台灣大學科學教育發展中心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