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的德國大選，堪稱是人類歷史的轉捩點。在那之前，納粹還只是得票率 2.6% 的小黨。然而在1930年大選中，納粹一舉獲得18.3%的選票，開啟邁向最大黨之路。到了1932年大選，納粹進而獲得32%的選票，並於1933年奪下內閣總理寶座。

 

　　究竟是誰支持納粹？二戰之後，許多政治學者都想回答這個問題。然而直到今天，有關納粹崛起的原因仍然是眾說紛紜。納粹支持率的分布也像個萬花筒似的，到處都有地盤，看不出明顯的集中趨勢。

 

 

　　目前，對於納粹何以崛起的解釋，可分成五大學派。最早流行的學派是「大眾社會說」（mass society)。二戰甫結束之際，納粹的暴行歷歷在目，因此許多學者主張納粹支持者是不理性的。那麼，德國何以有如此多不理性的選民呢？這些學者援引涂爾幹的概念，認為現代化的大眾社會瓦解了傳統社會予人之精神支持，使人們陷入迷亂狀態（anomie)。而迷亂的人們容易失去理智，支持納粹。二十世紀初的德國正面臨急速現代化的過程，加上一次大戰戰敗、戰後惡性物價膨脹、1929 年起又面臨經濟大蕭條，於是造就了大量迷亂的人們。這些人，成為納粹的支持者。

 

　　第二個風行一時的學派是「中產階級反動說」（lower-middle-class reaction)。此派學者主張政治分歧反映的是社會階級的區隔，納粹也不例外。具體而言，從勞動階級、中產階級到上層階級，可對照從左派到右派的光譜。當意識型態走向極端時，勞動階級支持共產主義、中產階級支持法西斯主義、上層階級支持威權主義。換言之，納粹的支持者是中產階級。傳統上，中產階級支持的是中間偏右、歐式自由派政黨，何以德國中產階級會倒向極端的納粹呢？此派學者認為，隨著現代化的過程，德國的生產方式也走向集中化，大型企業興起。這使得傳統中產階級（如工匠、商店主）的處境愈來愈艱難。然而傳統右翼政黨一直無法解決他們的困境，於是他們投向納粹的懷抱。

 

　　雖然許多中產階級確實支持納粹，然而並非全是如此。於是第三個學派興起，是為「政治教派說」（political confessionalism)。此派學者認為，某些教條或意識型態具有免疫作用，可抵抗納粹病毒的入侵。最明顯的例子是天主教徒，他們普遍不支持納粹。此外，信仰社會主義的工人也不支持納粹。相較之下，新教的中產階級對於納粹思想缺乏免疫力，因此遭到感染。

 

　　有些證據，不利於上述三個學派。事實上，納粹支持者幾乎跨越各階級、跨越各地域。於是，第四個學派逐漸成為主流，是為「普涵異議說」（catchall protest party)。此派論點極為簡單，不過就是：只要對現狀感到不滿的選民，就會支持納粹。我個人覺得這種論點毫無建設性可言，完全是站在其他解釋的失敗之上。

 

　　近年來，愈來愈受矚目的第五個學派興起，是為「理性自利說」（rational economic self-interest）。此派論點的精髓就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人們對誘因做出反應。換言之，選民支持納粹是因為納粹的政策對他們有利。最簡單的例子，是納粹主張補貼酪農業與畜牧業，因此養牛養羊的農民比種植穀物的農民更樂於支持納粹。我們只要分析納粹各項主張的受益者是誰，就不難判斷誰支持納粹。

 

 

　　O’Loughlin、Flint 與 Anselin 的研究，具體以資料來檢驗上述五種解釋。他們所分析的對象是 1930 年的關鍵選舉。各種學派分別有下列的預期。

 

　　‧大眾社會說：都市化程度愈高、年輕人愈多、新選民愈多、失業率愈高的地區，納粹支持率愈高。

　　‧中產階級反動說：自由業（如工匠、商店主）愈多、貿易與運輸業的白領工人愈多的地區，納粹支持率愈高。

　　‧政治教派說：新教徒愈多的地區，納粹支持率愈高；製造業工人愈多的地區，納粹支持率愈低。

　　‧普涵異議說：以上三種預期同時出現（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成功)。

　　‧理性自利說：酪農業與畜牧業愈多的地區，納粹支持率愈高。

 

　　由於他們的分析以縣（Kreise）為統計單元，免不了空間干擾的問題，故採取空間經濟計量的技術。他們最重要的發現是：德國是個空間異質性很強的國家，很難有一套解釋放諸全國皆準。唯一通行全德國的現象是：新教徒較支持納粹。除此之外的各種解釋，皆有地域性：

 

　　1. 新選民支持納粹的現象在德國中部、巴伐利亞不成立。

　　2. 失業者支持納粹的現象僅在巴伐利亞成立。

　　3. 自由業者支持納粹的現象在德國南部（巴伐利亞、巴登-符騰堡）不成立。

　　4. 貿易與運輸業的白領工人支持納粹的現象僅在德國中部、巴伐利亞成立，在北德卻是相反的。

　　5. 製造業工人不支持納粹的現象僅在東德成立。

 

　　他們的結論實在是過於瑣碎，加上文章裡有太多技術性的細節，因此我更欣賞的是另外一篇文章。Ault、Brustein 的研究與上一篇文章採取相同的分析架構，不過他們分析的對象是：誰是納粹黨員？他們從柏林檔案局搜出納粹黨員名冊，統計出每個縣的納粹黨員人數。他們的分析結果顯示，「大眾社會說」、「中產階級反動說」完全找不到證據，而「政治教派說」與「理性自利說」都是可以被資料支持的。不過，他們更擁護的是「理性自利說」，怎麼說呢？

 

　　新教徒較支持納粹的現象，原本是「政治教派說」的證據。不過，他們認為這個現象用「理性自利說」來解釋更具說服力。原因與土地繼承制度有關。當時納粹為了維護德國農業的競爭力，主張土地繼承不可分割制度。也就是說，土地只能完整地傳承給其中一個兒子，不能分割給許多兒子。這樣做是為了避免土地愈傳愈小、使農業失去競爭力。傳統上，那些得不到土地遺產的兒子們，可獲得父親的金錢，作為補償。事實上，新教徒早就採取土地繼承不可分割制度，而天主教徒仍然習慣將土地分給每個兒子。納粹的主張如果貫徹全國，天主教徒自然受到較大的衝擊。另一方面，受到一次戰後惡性物價膨脹的影響，那些領取金錢遺產的新教徒兒子們，經濟陷入困境。納粹主張將這些人送到東德去拓荒（配給土地)。這樣的訴求當然大受新教徒兒子們的歡迎。反之，天主教徒的兒子們本來都可以繼承父親的土地，納粹卻要將他們發配邊疆，當然老大不願意。

 

　　我很欣賞這樣的解釋，它遠比什麼「免疫力」的說法還要符合人性。有趣的是，Ault、Brustein 的研究還發現：北德、萊茵地區的納粹黨員分布具有空間擴散的現象。

 

 

延伸閱讀

O’Loughlin, John, Colin Flint, and Luc Anselin (1994) The geography of the NAZI vote: Context, confession, and class in the Reichstag Election of 1930.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4(3), 351-380.

Ault, Brian, and William Brustein (1998) Joining the NAZI party.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1(9), 1304-1323.